乡土还能重建吗

    ■张冠生

    《乡土重建》是费孝通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述。该书由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逐一讨论了如下话题——

    “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乡村靠不上都会”“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资本从哪里来”“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这本初版于近七十年前的书，居然在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中国农耕社会有个基础，叫叶落归根，构成社会的有机循环。这一循环里，人们小心伺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地肥力，以利作物生长，满足生活之需。生活中的所有产物，即便弃物，也都加入循环过程，如落叶化作春泥。天长日久，这一循环滋生出桑梓情谊，形成告老还乡的传统。华侨飘洋万里，锱铢积蓄都寄回家，死后也要回乡安葬。

    漫漫历史中，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更多的是生前即回乡。或卸任而还，或辞官而返，或遭贬黜而回，殊途同归，更有一直晴耕雨读、终老家乡者。这一群体绵延相续，为乡村社会保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人力资源。

    费先生列举这些观点时，数千年形成的这一循环，已在近百年历史中被打破。他概要描述这一过程说：“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乡土损蚀始于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于教育失当。由传统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识。新知识要从教育获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灌输的观念使学生不愿回去。

    费先生在《损蚀下的乡土》一文批评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政学罪言》中也有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他说：“我们的教育早应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最后，潘先生说到更严重的问题：“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1989年2月28日，费先生与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面谈教育问题，费先生说：“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东西丢了。再下去就是方针问题。我们应该有危机感，教育的危机就是民族的危机。应该敲警钟。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现在我们培养的人，能够承担二十一世纪的任务吗？”

    （《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