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言懿行

    ■孙庆伟

    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的“轴心时代”，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思想的关键时期。本书从春秋时代的社会结构、列国争霸、礼乐文明、祭祀礼仪、伦理观念、丧葬制度、民族构成、婚姻习俗和儒家教育等不同侧面描述，为读者揭示出一个丰满的“雅的中国”。

    春秋时代最令人神往的是当时的贵族文化，钱穆先生称赞它“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春秋时代有识之士的嘉言懿行不仅显于当时，更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实基础。

    崇德

    郭沫若曾经指出，“德”是周人所独有的观念，它不仅指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客观方面的规模——也就是后人所说的“礼”。周人德孝并称，德以对天，孝以对祖，所以“有孝有德”是贯通周代文明社会的道德纲领，也是周代维新在思想史上的一大进步。

    《左传》宣公三年所载王孙满答楚庄王问鼎之轻重一事，最能代表周人的浓烈的“尊德”意识。

    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潜台词是想替周王室而代之，但王孙满明确指出，因为“天祚明德”，所以政权的更迭“在德不在鼎”，鼎是表象，德是内里；只有出现君主“昏德”或“暴虐”的情况，才会有改朝换代的事情发生；而现在“周德”虽然衰退了，但“天命未改”，所以还不到问“鼎之轻重”的时候。

    对于如何“务德”，春秋时人也有清晰的认识，这就是《左传》文公元年所说的：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这就是说，忠诚是德性的核心，守信是加强德性的途径，而谦让是稳固德性的基础。

    尊礼

    春秋时代士大夫对于“礼”的社会功能已经有了深刻的理解，如《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齐国大夫晏子论礼的一段话：“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茂；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

    显然，晏子把“礼”看作了治国和齐家的根本法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之间的政治伦理和家族伦理都可以通过礼来加以规范和协调。

    在春秋时代，礼是国家的根本，礼不亡，则国家不亡。如《左传》闵公元年记载齐大夫仲孙湫来鲁国慰问“庆父之难”的故事。

    齐桓公一心称霸，想趁鲁国内乱而取之，所以征求仲孙湫的意见，仲孙湫认为“不可”，原因就在于鲁国虽然遭遇内乱，但“犹秉周礼”，国家的根基没有动摇，所以鲁国“未可动也”；仲孙湫反过来建议齐桓公“亲有礼”，主动帮助保持周礼的鲁国，认为这才是称霸的必由之路。类似地，管仲给齐桓公建议的称霸之路也是“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桓公于是“修礼于诸侯”，最终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利民

    春秋时代强调民为神之主。这种观念以《左传》桓公六年所载随国大夫季梁的一段话最具代表性。

    当时是楚武王率兵侵随，楚强而随弱，季梁建议随君“忠于民而信于神”，“忠于民”是修政，“信于神”是奉礼，兼顾民和神，这样才能以小敌大，抗击楚国。但难得的是，季梁还强调民是“神之主”，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只有“民和”，神才会降福于民。而如果“民各有心”，不能齐心协力，那么鬼神“乏主”，也就失去了庇护的对象。这种把“民”放在“神”之上的观念，是春秋时代的一大进步，而对这种思想表述得最为简单明了的当推虢国的史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载了他著名的论断——“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守信

    春秋时代，讲诚信，守信义也是君子的基本素养，如孔子就认为做人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主张“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当时有人为了守信义而不惜生命，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荒诞，赵盾屡屡劝谏他，灵公很不耐烦，就派遣鉏麑去刺杀赵盾。鉏麑被赵盾的君子之态所感染，不忍杀他，但又左右为难——袭杀赵盾这样的社稷之臣，是不忠，而不杀赵盾，又等于是违背了晋灵公的命令，是不信。于是鉏麑自己撞树而亡，以摆脱不忠和不信的纠结。鉏麑的所为，在后人看来未免是愚忠，但对于春秋时代的守信君子而言，这又是必然选择。

    （《最雅的中国》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