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藏”在博物馆的沈从文

    ■张新颖

    沈从文在《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里说：“照当时情况说来，工作是比较困难的。我自己史部学底子极差，文物知识也皮毛零碎，图书室又不像样。”

    沈从文属于研究人员，研究员主要就是坐办公室看书，或商讨工作计划，谈天，学习文件。他与别的研究员不同：“本馆一系列特别展览，我总是主动去作说明员。一面学，一面讲。加上入库房工作和图书室整理材料工作，凡派到头上的就干……不多久，情形自然就变化了。有了问题，我起始有了发言权。有些新问题，我慢慢的懂了。再结合文献，对文献中问题，也就懂得深了些。”“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一切常识就是那么通过实践学来的。”

    沈从文的这种“方法论”上的自信，和日常的勤苦工作，促使他对文物研究产生了事业性的抱负：“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说到底，是因为有这种事业性的抱负。”

    馆中管业务的领导和一些同事无从理解他整日在库房和陈列室转悠，以至于说他“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沈从文对这样的领导很恼火，他在这份申诉材料中质问道：“从一系列特种展和新楼陈列展，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的也就是他，到我搞出点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处境，从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到他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这份材料的时候，他在这里约十八年，却作过“大小六十多次的检讨”。环境和条件如此不堪，也还是忍受了。倘若当初不选择文物研究而选择一个“作家”的名头，最好也不过如昔日同行；比较起来，沈从文心中自有掂量：“从生活表面看来，我可以说‘完全完了，垮了’。什么都说不上了。因为如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如果不明白沈从文的事业性抱负和对自己工作意义的坚信，这段话就可能会被当成酸溜溜的牢骚了。

    在1951年9月的一封信里，他写道：“关门时，照例还有些人想多停留停留，到把这些人送走后，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百万户人家房屋栉比，房屋下种种存在，种种发展与变化，听到远处无线电播送器的杂乱歌声，和近在眼前太庙松柏林中一声勾里格磔的黄鹂，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就此也学习一大课历史，一个平凡的人在不平凡时代中的历史。很有意义。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那么就用这个学习理解‘自己之不可理解’，也正是一种理解。”

    （《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