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公众舆论的偏见才是真正的危险

    《论语》中有句话：“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这里的“危”是严厉、正直的意思，这里的“孙”是谦顺、谨慎之意。所谓“危行”指的是不随波逐流的高洁品行，“危言”则是指正直的言论和真话，而“言孙”意为言论应当变得谦顺。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当国家有一个好制度时，人们要讲真话，行为正直；而当国家制度变得不好时，人们仍须行为正直，但言语须谨慎。

    无论有道无道，行为正直都是必须的。孔子的这句话，常被一些人拿来作为批评儒家的证据，他们认为“言孙”就是不敢说话。这其实是误读。严格说来，“危言”只有说给那些想听的人才能发挥效用，所以“言孙”并不是指怯懦，而是实现“危行”的前提。在孔子看来，只有在一个好的制度下，人们才会自由表达，愿意自由表达，其实是衡量制度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

    公众舆论是这个世界上的法庭，所以它会没日没夜地讨论它认为重要的事情。敬畏舆论会使权力学会小心谨慎，却也因此变得安全稳妥。而在有些舆论工程师们看来，公众舆论是不值得信任的，公众舆论似乎总是代表了谬误，而很少有真理，透露的也总是负面信息。

    正是这种对公众舆论的偏见，导致了某些官员对此类事件总是用“堵”的战术，好象只要把这些言论删除了隐藏了，就天下太平了，其实这些言论仍然在人们心中。等到人们真的认为只能秘密传播这些言论时，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才是一种真正的危险。

    （《深圳特区报》8.23 叶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