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人有不沉默的思想

    应赫尔辛基大学之邀，近日我在这座口碑卓著的北欧知名学府做了一个关于中国传媒文化的讲座，并参加了一个主要由芬兰学者构成的研讨会。开讲之前，这边的同行便提醒我：芬兰人十分沉默寡言，所以不要奢望现场有热烈的气氛。

    然而事实证明，一个沉默的民族却有可能拥有极为活跃的思想。为了迁就我的研究领域，研讨会的题目确定为与媒体有关，一位完全不从事媒体研究的芬兰学者，竟然做了一个关于芬兰报纸如何呈现中国文化的极为专业的分析，他举了去年8月来芬演出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为例，条分缕析，虽然没有使用什么艰涩理论，但眼界极为开阔。那是我听到过的西方人讲中国和媒体的最出色的发言之一。而来现场旁听的一位芬兰本国的新闻记者，虽然从头至尾只说了很少几句话，但他的评判却是从观照全人类而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视角做出的，令人震撼。

    在这边读书的学生，也给我描述了芬兰人的一些即使在含蓄的中国人看来，都显得过于内向的国民性格。比如在路上与芬兰人擦肩而过，若你主动对其打个招呼，甚至有可能把对方吓到，这与法国、德国随意与陌生人问好的文化截然不同；在大学的课堂上，教师通常也不对学生提问，因为那有可能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也许是因为芬兰在欧洲文化版图中极为特殊的位置：由于总是处于被忽视和被遗忘的边缘，又在历史上始终为军事强权所环伺，故芬兰人在形成了沉默坚忍的国民性格的同时，亦在头脑中始终保持着某种进取的锐利。

    在沉默寡言的社会图景下，我们看到人口基础和文化影响均十分微弱的芬兰语，仍在进行着十分旺盛的文学生产和学术出版；而对与陌生人讲话持“惊恐”态度的芬兰人，头脑中始终存在着整个世界的图景。

    （《新京报》4.14 常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