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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对教育有一些批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社会舆论来看，很多批评教育的文章都会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很容易引起转发和共鸣；另一方面，一些人选择把孩子往国外送，而且送出去读书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
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源于人们的教育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对于教育，家长有什么需求呢？做父母的总是希望孩子能够身心健康，接受良好的教育，未来的生活平安幸福。
我们的教育培养不出身心健康的孩子
满足这三条看起来简单的需求并不容易。坦率地说，如果以此为标准衡量当下的教育，任何一条我们都没有做到。
从身体上说，现在的孩子成天被写不完的作业、上不完的培训班包围，几乎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更没有养成户外运动的习惯。
从心理上说，现在的孩子抗压能力极其脆弱，只能接受成功，不能接受一丁点儿的挫折和失败，稍不如意就采取极端行动，缺乏和他人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
从价值观上说，在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的强大“指挥棒”效应下，学校在不停地给学生灌输知识和训练考试技巧，价值观教育被事实上边缘化，甚至走向了反面——提供了扭曲和错误的价值观。走进教室，满眼皆是杀气腾腾的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扛得住给我扛，扛不住给我死扛”“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等，令人触目惊心。我们把孩子送进学校，是让他（她）接受好的教育，不是让他（她）掌握了一大堆考试技巧，不择手段地升官发财，然后在不如意的时候“干掉”那些挡自己道的人。
教育能扭转社会环境的恶化
许多人把教育领域出现的问题归咎于社会，认为是整个社会大环境出了问题，教育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怎么能独善其身呢？我认为，这是在逃避责任。诚然，在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由于旧体制尚未完全打破，新体制尚未完全成型，社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迷茫甚至是混乱，但我们不能认为理所当然就无所作为。恰恰相反的事实是，越是在人心飘浮不定的情况下，教育越显示出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历史上，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初期的美国也曾出现过“拜金主义”盛行下的社会混乱，但端赖于学校体系和富于献身精神的教育人士的努力，不断培养“品性高尚、体魄强健”的“自然贵族”，逐步建立完善社会诚信体系，成功地扭转了社会环境的恶化，正如扭转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一样。
2000多年前的中国春秋时期，也曾出现“礼崩乐坏”的社会混乱，但端赖于孔子等一代又一代教育家的不懈努力，最终使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反之，盛极一时的古罗马帝国由于教育界的集体放弃，无力抵御腐朽荒淫奢侈的社会侵蚀，最终崩塌覆亡，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教育是社会的良心。只要这个良心不坏，社会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丢失了教育的精髓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父母把孩子送到美国，希望他（她）们接受良好的教育。殊不知，美国教育的精髓恰恰来自于中国古代教育的智慧——只不过，这些智慧我们现在自己丢弃了而已。比如，许多人赞赏美国教育体制下的孩子能够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天性。其实，这不就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吗——任何人都有其闪光之处，都应当接受教育。
又比如，许多人津津乐道美国教育的“启发式”，批评中国教育的“灌输式”，其实，孔子从来不曾给学生灌输所谓的“知识”，所以颜渊喟然而叹：“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还比如，许多人认为美国学校自由度大而中国学校办学自主权少，其实，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像煎小鱼一样翻来翻去，“无为而治”的效果最好。
也许我们正在丢失中国古代教育中最宝贵的精髓——价值观教育。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识文断字的目的从来就不是为了获取知识，而是为了“明明德”。在13岁以前，小孩子就把一生中必须阅读的经典之作全部读完了，在以后的生活中，他自会随着阅历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丰富，不断把那些当初刻进脑子里的文字转化成现实生活的需要，“敬天畏人”，知道什么事是正确的，什么事是错误的，知道“日中则昃，月盈则食”，知道“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
在古代士大夫那里，学习琴棋书画是为了陶冶情操，怡情养性，追求卖弄技巧是连青楼女子都不屑于做的“末技”，所以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但在当下的教育里，学生们掌握了大量的知识，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却丢弃了文字背后的精神和信仰；孩子们穿梭于一个又一个艺术技能训练班，却缺乏对美和艺术的基本鉴赏力。事实上，如果没有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学了那么多的知识和艺术技巧又有什么用呢？
最关键的是，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要与之相配合并加以引导，使那些接受了良好教育而不是接受了大规模重复性训练的学生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做到了这些，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满足对孩子的教育需求，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漂洋过海送到异国他乡去接受“人家的教育”呢？
（《光明日报》1.19 秦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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