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环保法实施后第一批被约谈的城市，4个多月前，山东临沂掀起大规模环保风暴，57家污染企业被关停，400多家企业被要求限期整顿，成为全国唯一在约谈后采取停产整顿的城市。然而，4个多月过去，企业关停导致6万人失业，引发了千亿元规模的债务危机，而重点治理区域的大气环境质量依然超标。
治理环境功在当下利在长远。然而，在付诸实施时常常遭遇理想和现实的碰撞。为什么治理污染会陷入这样的难局？是治理环境的决策有误，还是实施程序出了偏差？是历史包袱难以承受，还是治理机制不够健全？
必须肯定，临沂以刚性措施治污值得赞扬。临沂的主政者不会不知道，关停整顿污染企业，将冒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局部债务危机加重等风险，这些风险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转化为主政者的政治风险。迎难而上，是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问题上应该秉持的态度。
尽管如此，临沂治污并非无可指责。
在执行层面，关停污染大户，要求企业限期整顿等，固然是势所必然，但同时理应对企业工人失业、引发债务危机等做好相应预案，尽可能减轻因治污引发的阵痛。
在政策层面，只注重行政手段而忽视了其他配套手段。比如，关停整顿势必增加企业负担，并催生出财务问题。因此，在治污的同时，有必要通过税费政策倾斜等方式，对冲企业因配合治污而新增的包袱，调动企业积极性。
环境治理不是一地一时能够完成的事，而必须实施跨区域、跨任期治理，方能见效。假如因为目前集中爆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轻易臧否，只会令地方政府望而却步。在环保风暴之下，“临沂阵痛”恐怕将在更多的地方，更多的行业表现出来。能否统筹治理，不仅是临沂面临的课题。
（《京华时报》7.3 徐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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