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节庆中的领导人肖像

    领导人肖像使用的初兴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每逢节庆，边区政府和群众团体均会广泛使用领导人肖像。此时的领导人肖像既有国民党的，又有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还有国际共产主义的，呈现出多元化的鲜明特征。

    1938年“五一”节，延安市各界召开纪念大会，一座用木板临时搭建起来的司令台，四周再用布包裹着，中间悬挂世界革命和中国抗战领袖的画像，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赫然在列。这是中共在节庆中公开悬挂孙中山像和蒋介石像的较早事例。此后，渐趋形成固定的“孙中山像＋蒋介石像”的使用模式。

    此外，宋庆龄肖像也被引进中共根据地，被作为中国妇女的典范和象征加以使用。较有意思的是，曾是中国国民党重要领导人汪精卫的肖像，被作为挞伐对象加以使用。1941年“七七”纪念日，晋西北军政民各界举行纪念大会暨抗战殉国烈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专门制作汪精卫及其夫人陈璧君的跪像，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象征着向死难烈士请罪的意涵。

    与此同时，我们在节庆活动中并没有忘记使用自身领导人肖像。值得关注的是，朱德像在太行根据地被使用的频率较高。但是在具有民族或国家意义的节庆活动中，毛泽东像的使用频率最高，且作为中共层面的象征悬挂序列上处于国民党领导人像后，形成“孙中山像＋蒋介石像＋毛泽东像”的使用模式。

    根据地节庆活动中也时常使用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肖像，主要有马克思像、恩格斯像、列宁像和斯大林像。使用时，主要集中在苏联的“十月革命”和中共的“七一”这两个纪念日，在顺序排位上总是置于中共领袖像前。

    领导人肖像使用的深入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深入，中共一方面不得不应对来自敌方和政治对手的双重压力，另一方面自身实力有了显著的提升。此种政治情势下，中共节庆中开始有意识地凸显自我政权，有选择性地使用领导人肖像。

    此前使用频率最高的孙中山像除了与孙中山相关的纪念日外，被限于在具有国家象征意涵的“双十节”和具有统一战线、民族意义的纪念日上，如“九一八”“七七”等纪念日。

    蒋介石像弱化更为明显，不仅使用次数锐减，还仅限于具有国际视野的庆祝活动。国共内战爆发后，蒋介石像时常出现在解放区节庆活动中，是边区政府、群众团体戏谑、泄愤和挞伐的对象。

    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领导人肖像在中共节庆活动中的使用频次减少，主要以斯大林像为主，使用方法较单一，总是与中共领导人肖像一起。

    伴随着中国国民党、国际共产主义等领导人肖像的弱化，中共各根据地在节庆活动中突出使用以“毛泽东像＋朱德像”为核心的固定模式。毛泽东像处于核心位置，成为根据地政权的最高象征，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着根据地民众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像”的畅销与管理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抗日根据地实施了翻天覆地的政治改革。面对种种实惠，感恩毛泽东成为乡村节庆生活中一道特殊的生活风景，他们没有机会亲见毛泽东，便借助“毛泽东像”表达情意。

    1946年“七一”节，山西长治小河村的村干部从城里买来一卷毛主席木刻像，在村公所挂起来。因为经历反奸、减租、翻身的群众都非常遗憾没有见过“毛泽东像”，全村男女老少很快挤满了村公所，有的默默敬礼，有的拍手欢呼，甚至有的跪在地上叩头。

    在乡村民众心目中，“毛泽东像”不仅是敬仰中共政治领袖的表达，更具有神灵般的地位。正如河南济源的一位翻身民众所言：“敬泥像敬了几辈子，辈辈穷，今年有了土地、房屋，这是毛主席送来的，我看请毛主席坐在咱的神位上去吧！”基于此种心理需求，“毛泽东像”走上乡村家庭供奉神灵的龛桌，成为春节期间最为畅销的像。

    “毛泽东像”畅销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技术粗糙的画像。这些画像的最大问题是毛泽东容颜印制不清，一位民众讲述：“要是上边没有‘毛主席’三个字，谁也不会认成这就是人民领袖毛主席。”

    粗劣低质的“毛泽东像”不单纯是对领袖形象的亵渎，更是对中共政权威严性的损害。因此，中共开始制定、颁布相关规定，统一管理、规范领袖像。不管怎样，较于印制质量，“毛泽东像”在乡村社会中神圣的地位，无疑是中共政权获取乡村民众政治认同的一种表征。

    （《北京青年报》3.24 李军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