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两名逃离体制者先后进入公众视野，值得注意的是，两人都在受访时表达了辞官之难。
根据浙江平阳前副县长周慧的辞职感言，他大体经历了如下历程：一定范围内诉说；表达意见给领导；纳入议事日程；等待组织决定。
周慧说，“进入议事日程到最后决定有点冗长，足足一个半月。”更令他无奈的是，难以处理大量来自亲朋的关心。有长辈用“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来形容。周慧表示，“在不少人眼中，我们这样职位的人，属于位高权重，油水多多，且无需劳神费力。而当你对其说现实情况的时候，换回的是不解。”
总体来说，周慧的“中国式辞官”难在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获得领导支持，处理大量“关心”和不解以及熬过等待期。
与之不同，北京基层法官张伟的辞职难在对付出与所得的权衡与比较上。如果留下，将继续领着5000多元的月薪，承受巨大的压力，成为他人宣泄情绪的对象，“没有尊严”，并且在审判职责外还要搞调研、做宣传、写论文、参与维稳；如果离开，他将失去残存的职业荣誉感和16年工龄，“抛弃过去”。张伟最终决定离开。
对于“中国式辞官”引发的热议，有文章称，“社会恋官情结较深。此外，当下‘拍蝇打虎’正酣，易激起人们对官员辞职的各种好奇、猜测和想象。”
有人认为，要以平常心看待“辞官”现象，“按相关规定以辞职方式去追寻不一样的人生无可厚非，有利于淡化社会上的‘官本位’思想。何况，稳定仍然是公务员显著的职业特点，与这一群体的庞大基数相比，辞职者只是少数”。
（《南方都市报》7.23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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