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人如海一身藏”

    一百年，能守住自己的小天地，守住平静的生活并不容易，但杨绛先生做到了。

    杨绛先生是著名的翻译家，她翻译的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语小说《堂吉诃德》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的译本。她在文学创作领域也卓有成就，她在沦陷时期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弄假成真》虽然“缺乏斗争意义”，却是当时平头百姓不妥协、不屈服、不愁苦、不丧气、努力维持生活常态的精神面貌的呈现；散文《干校六记》，小说《洗澡》借用不同的文体，描写了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知识分子改造，笔法诙谐，笔力节制，表达出一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精神气度；而长篇散文《我们仨》中那个充满着爱与勇气的家庭尤令无数读者动容。

    在现代知识分子群体中，杨绛先生融合了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角色，这是许多后辈学人无法企及的。杨绛在《孟婆茶》中对自己的身份有这样的描述：“我按着模糊的号码前后找去：一处是教师座，都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作家座，也满了，没我的位子；一处是翻译者的座，标着英、法、德、日、西等国名，我找了几处，都没有我的位子”。找不到确定的“位子”恰恰说明在专业分工日益明晰的学术界，杨绛先生多重角色的独特性，或许也正因为此，她才不那么容易被类型化。

    20世纪早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走出礼教的家庭之后，都面对如何重新界定自己的性别角色问题。有些积极投身社会，扮演社会角色，像杨绛先生提到的姑母杨荫榆，“挣脱了封建制度的桎梏，就不屑做什么贤妻良母。她好像忘了自己是女人，对恋爱和结婚全不在意”；有些则仍然坚持贤妻良母的女性观，像冰心，始终认为妻子应该永远作为“丈夫和子女的匡护者”。

    杨绛先生从未标榜过什么，甚至在有人赞许她和钱锺书这对夫妻是才子佳人时略有不满，但他们那令人艳羡的婚姻又怎能离得开她的精心呵护、细心经营。读《我们仨》，字里行间都是她对丈夫和女儿的眷眷深情。随便说个细节吧，杨绛生完孩子仍在医院休养，钱锺书每日到医院探望，常苦着脸叹息自己做错了事，不是打翻了墨水瓶染了房东的桌布，就是不小心砸坏了台灯，或是扭坏了门轴，杨绛只说“不要紧，我会洗”；“不要紧，我会修”。对于这句“不要紧”，钱锺书深信不疑，真的就放心了。这样的细节不胜枚举，弥漫着浓浓的平凡家庭的烟火气，令人感到亲近、温暖。冰心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知识女性的角色定位：助夫之事业成功为第一，教养子女成人为第二，自己事业之成功为第三。若以此对照，杨绛先生三者兼备，着实不易。

    杨绛先生百岁的时候曾说：“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我们终能明白，杨绛先生为何爱读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也终能明白，为何杨绛先生始终能有自己的一方天地，永远是那么的从容不迫。

    （《北京青年报》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