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音绕梁谱新曲

    对于杨绛先生的坚忍顽强，我是深有感受的。

    喜闻杨绛先生以百岁又三的高龄又有增添了新作的全集出版，真是令我不胜钦佩。对于杨绛先生的坚忍顽强，我是深有感受的。

    记得“文革”初期，中国文学研究所有人在学部大院里贴出大字报，“揭发”钱锺书先生做了什么什么“反对毛主席”的事。一时间围观者甚众。不料就在当天晚上，杨先生竟亲自打着手电，拿了糨糊，在这张大字报边上贴出她自己署名的一张小字报，明确申明大字报所说的“绝无此事”。我们都替这个弱小的身躯捏了一把汗。所里有几个自认为是“天生的造反派”的遂迫令杨先生拿了只破面盆，一边敲打一边自喊：“我是反革命家属。打倒钱锺书！”杨先生把“锣”敲得天响，却一边大声地说：“钱锺书不是反革命。”造反派喊道：“喊‘是反革命’。”她把锣敲得更响了，也更使劲地喊道：“就不是反革命！就不是的嘛！”时间一长，旁观者渐渐散去，那几个造反派也觉得无趣，便不再管杨先生了。 

    钱锺书先生经过“文革”“下干校”的多年耽搁，罹病过早去世，使他原来打算写的几部大书都未能完成，仅仅留下了一大堆手稿与笔记本。有的稿本经杨先生亲自整理前几年业已出版，有的请别人（包括外国专家）帮忙正在整理中。不久前我参加了商务印书馆召开的钱先生外文笔记本前三卷的发行仪式。会上播放了杨先生讲话的录音。条理还是那么清晰，声音也很沉稳，由此我们得知杨先生为了保存这些用麻袋装的笔记本（其中还有不少脱落的残碎纸片）曾经花了多么大的心力，为了整理与出版又是用了多么大的工夫。而这么些繁重的工作，都是由一个自身体重不过几十斤、有时每顿只吃得下几只馄饨的百龄小老太太完成的。 

    我认识杨先生怕已超过六十年了。我与杨先生曾一起去了在河南息县的“五七干校”。她与我妻张佩芬住在一个小村的同一户农舍里。有一天，我见到杨先生蹲坐在一只大洗衣盆前，对着搓板在搓洗一条很大的白床单。当时好像还没有洗衣粉，得先抹肥皂，然后是搓洗。搓洗完了还需将重重的水盆端到水房去，一遍又一遍地投，直到水清。然后还需拧绞、晾晒。这整套程序对于身体单薄的她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我想了想，便对她说，杨先生还是让我帮您干吧。于是便抢过大盆端到水房去。

    由于这次投床单，杨先生似乎对我亲近了许多。我和妻子后来重做业务工作遇到困难时曾多次求教，杨先生也都给了耐心帮助，这是使我们终生深为感激的一件事。 

    （《北京青年报》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