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这个村庄，就坚守了中国文学”

    一个多月前，作家阎连科获得了捷克的卡夫卡文学奖。7月19日下午，他在香港书展发表演讲，第一次与读者细讲给他写作带来无限资源和想象的故乡。听完演讲，便能理解他为何反复地用荒诞和恣肆的想象力去写故事，为何用“神实主义”来形容自己的写作。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村庄里的文学与中国”，我的写作与我出生的那个村庄分不开。那个村庄是我一生的全部，也是我写作的全部。

    一

    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田湖。河南在古代是中原的中心，我们那个县是河南的中心，我开玩笑说，我只要在那个村子，我就已经在世界的中心了。

    每一任县长县委书记都对我说，整个嵩县最神奇的村庄就是你们村庄，这个村庄历来人不生也不死，只有人口普查的时候，才会多出许多人。如果不普查，管户籍的人几乎没有存在意义。因为在我们村庄，生了人也不报户口，死了人也不注销户口。去报户口就会交超生罚款，注销户口，地就要被收回去。所以，这是一个永恒的村庄，不生不死的村庄。

    我那个村庄，最富有的人有几千万上亿资产，他们开矿，淘金。但直到今天，也还有在大年初一买不起肉吃不起饺子的。有钱的人非常有钱，二三十年前，我们村庄就有人买了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那个时候只有县长才能坐。

    我经常跟别人说，我最幸运的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好到什么程度？当年，村庄里突然来了一个逃荒的乞丐，是个女性哑巴，有些智障。她住在村头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三年，每天都有人给她送饭。但是这个村庄坏到什么程度？有一天她肚子大起来，怀孕了。村里人都骂，是哪个坏人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怀孕？没人承认。

    二

    这个村庄的善与恶，都超出我们的想象。

    这个村庄的文学在哪里？这是一个一点都不看书的村庄，没有一个人知道鲁迅。没有人读《红楼梦》，而《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的故事，它们都是口口相传下来的。这里没有我们所谓的文学，但它有另外一种文学，村庄的识字人都爱看《毛泽东传》《朱德传》等革命故事，当然他们也看金庸和琼瑶。

    这个村庄里的人虽然不看文学，但每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纯文学，都充满想象，他们的生活就是文学。

    村里有男女谈朋友，女的不同意，男人泼了她硫酸。我们肯定会想，这个男人一定要服刑10年、20年。但想不到的是，女方没有报警，而是找到这个男人说，你要把她娶走，否则要赔10万元。法律在这里可以不存在，这个村庄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不需要法律去解决。

    这个村庄极其封闭，但它的开放又超过任何人想象。结婚时没人领证，因为要花70元钱。一直等到生了男孩子才去上户口，这时才领结婚证。让人非常吃惊的是，这个村庄50%以上的婚姻都是女孩未婚先孕，等生完孩子才举行婚礼，很长时间以后才补孩子户口和领结婚证。先生孩子再结婚，在这个村庄完全是不那么奇怪的事情，村庄周边都是这个情况。

    三

    这个村庄没人读书，但每个人、每件事情，都充满极其荒诞、深刻、复杂的文学色彩。人们的每个行为，都充满文学性，根本不需要看鲁迅，祥林嫂、阿Q，我们邻居就是这样。

    我那个80多岁的大伯还活着的时候，经常问我能不能解放台湾；跟美国人打起来怎么办。他还关心什么呢？每次我回家，他都会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如果我死了，你媳妇来不？别人媳妇都是农村的，你媳妇是城里人，她会来吗？不回来，你怎么办？”我说，“不回来，我跟她离婚。”他心里就踏实了。他整好棺材，买好寿衣，安排好哭丧队伍，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他关心台湾，关心美国，又能安排好自己的死亡。我不明白他怎么将这两者统一起来。这个村庄的文学性超过任何人想象。

    10多天前，我看到一个奇特的新闻。中国安徽某个地方推行火葬，说几月几日前可以土葬，超期就必须火葬。那个村庄的老人为了赶上土葬而自杀。我们不由感叹这件事是文化的、是文学的、还是现实的？但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村庄10年前就已经发生了。

    我那个村庄，一度大家都偷偷土葬，然后县里面有了政策，举报奖励400元钱。结果任何人家要土葬，都会被一个电话告密。有一家为了要土葬且不被告密，是这么做的：家里老人病危，但全家人都正常生活，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家有个病危的老人。老人死了，家人晚上悄悄拉到山上埋掉。但是农村要办一七、二七、三七，又不能到坟地上哭，怎么办？他们集合了所有的亲戚，走了20里路到另外一个山头上哭。一直到半年后，村里才知道那个老人死了。任何文学都无法超过这个村庄对死亡的感受。

    四

    我们是农民大国，这个村庄是中国的一部分。非常幸运的是，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完全中国化的村庄。这个村庄提供了太多文学的东西，离开这个村庄，我几乎无法写作。

    这个村庄对我阎连科是极其重要的，但我对它没那么重要。文学对读者，对作家、对书展极其重要，但对那样的一个村庄，没那么重要。我每次回老家，县长都来看我，还带着当地日报记者，最后还会高声说：“连科，家里什么事情，来找我。”有一次我回去过年，县里四大班子都来看我，人人都说，“有什么事情找我。”他们前脚刚走，就来了13户人，他们说，县长书记都说了，有问题找他，现在就有个问题，外面在修公路，能不能把路修到各家门口。最后，我说，我出钱，他们出力修路。

    我们那有个县长——他现在在监狱，他每次到北京来看我，都说，“不忙你就把我的事情写写，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还给我开条件，“现在在修高速公路，经过你们村庄，如果能在《人民日报》上发一篇稿子，我就让高速公路在你们家门口开个口子，你开车可以从北京一路开到家，否则口子就开到别的地方，离你们家七八公里。”我觉得这是玩笑话，因为我们那个村子是周边最大的村庄，要留口子肯定会留在我们村子。过了几年，那个高速公路口子果然开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子。我去找他，他说，“我不是说过了吗？这么小的事情都不帮忙。”

    走遍全世界，我再去看这个村庄，就会发现，它是无比的神奇，神奇到是整个世界的存在。我全部的写作，是因为这个村庄给了我无限的资源。我坚守这个村庄，就坚守了中国和中国的文学。我如果丢掉这个村庄，我就丢掉了一切。

    （《东方早报》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