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廉政瞭望》报道，党的“十八大”之后，山西高官的频频落马和商人之间难以说清的利益纠葛，让一些当地官场人士重提“晋官难当”，认为晋官迎来了一个危险期。
“晋官难当”以往更多指向安全事故监管之难，现在则是忌惮扫向官场的反腐劲风。媒体统计，自十八大以来，已有23名山西(或主要在山西任职)厅级以上官员被调查，省部级高官金道铭、申维辰的相继落马，所引发的震动更是可以想象。
随着改革深入、反腐加力，“官难当”已是各地皆然的普遍趋势。例如，山西官场人士总结，从当地落马的副处级以上贪官，很多都和煤炭有关。
在过去多年的发展逻辑之下，官员可能会面临一种看似进退维谷的困境：和利益集团走得太近，容易走向贪腐；要划清界限，监管时又可能遭遇庞大阻力。当年在安全监管时就曾面临过，“有些煤矿，你都不知道真正的后台是谁。”一些官员或被煤矿收买拉拢，或没法管而放任，最后爆出事故只能担责。
无论是求安全还是求发展，官员在面对煤炭等行业的既得利益时，可能都会有一些特殊压力。已有观察人士分析，“晋官难当”的深层次原因，其实是部分官员缺乏直面地方利益集团的决心。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也潜藏着误区，我们不能过度寄希望于官员以个体力量去和利益集团对抗。在治理矿难等安全事故上的经历早已证明，法律和制度才是减少矿难的有效武器。面对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固然也需要官员有直面的勇气和魄力，但更关键的仍是要靠制度、靠法治。
新一届中央政府一直着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在能源领域的力度还应更大一些，不需政府掌握的权力，再“难放”也要放掉，让市场顺其自然地发展，商人也就不会去逢迎官员，各就其位，“晋官”可能会好当一点。
（《新京报》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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