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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1990）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他亲历了清末的腐败、民初的军阀割据、三四十年代的国共内战、抗日战争，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由一个极端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渐渐地走向市场经济。
以气节论人是残酷的
海内外学者对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大多感到错愕、惋惜和不齿。早期的批评以张君劢1950年8月在香港《再生》杂志上发表的《一封不寄信——责冯芝生》为代表。内地学者对冯友兰的批评则集中在“批林批孔”时期，冯氏迎合江青，为“四人帮”做顾问的那段岁月。
我在此丝毫无意为冯友兰许多令人齿冷的作为作任何辩护，我只想指出一点：在论人时过分的“气节挂帅”，实际上也就是“政治挂帅”。
我在《胡适与冯友兰》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所谓气节，绝大部分也只能表现在对当道的态度上。过分从这一点上来寓褒贬，不知不觉之中，是把学术当成了政治的附庸。一个学者无论在学术上的成就多高，只要一旦在政治上有了妥协，此人即不足论，这不正是‘以人废言’的老规矩吗？”
过分在气节上求全生活在那个苦难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不免是为那个时代的极左政治在作开脱。在义正辞严地批评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耻”的时候，若对他们所经历的客观环境有些认识，那么，对像冯友兰这样在学术上有过几度变迁的学者，就会多了一些“同情的了解”。
在这样悲惨的情况下，若依旧以气节求全知识分子，实无异逼人做烈士。表面上看来义正辞严，骨子里却充满着不同情、不容忍的冷峻和残酷。
“莫当寻常著述看”
我看冯友兰一些检讨、认错和忏悔的文字，往往是随着政治风向，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冯友兰1962年写《中国哲学史新编·题词》，其中有“此关换骨脱胎事，莫当寻常著述看”句），觉今是而昨非。每次都写得如此诚恳，如此深情。初看或不免觉得有种可惨的无耻，但多看几回，就不难看出它的可笑。
冯友兰在1950年10月5日致函毛泽东时表明：“决心改造自己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是冯友兰在1949年之后，把写中国哲学史作为一种“游戏”和“工具”的第一次尝试。毛显然洞悉冯的用心，在回函中要他“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冯友兰并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劝告“采取老实态度”，相反，他“哗众取宠”，急于求功。在196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试行本）第一册。1980年，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有下面的一段检讨：解放以后，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到的方法是，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为条条框框，生搬硬套。就这样对对付付，总算是写了一部分《中国哲学史新编》……到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又开始工作。这个时候，不学习苏联了。对于中国哲学史的有些问题，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我就按照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我的工作又走入歧途。
冯友兰1980年这样的忏悔，曲折地为自己当年的多变和善变作了一些辩护。他一再要说明的无非是，那些文字全是应景敷衍之作，并不曾花过多少心思，当然，也就不代表他的思想了。
最后的一击
我们在论人时，往往过分强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而忽略了在乱世中苟全性命所需要的忍耐、坚持与智慧。诚如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向历史诉说》一文中所说：“他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在这“三不”之中，体现了冯友兰顽强的生命力与创作力。
冯友兰生命中的最后十年是精彩重要而又多产的一段岁月，也是他结束30年“检讨”之后，开始写“检讨的检讨”，他在90岁高龄出版《三松堂自序》，这是他的回忆录。对自己1949年之后的升沉坎坷，有比较诚恳的反思和剖析，读来亲切有味。
冯友兰最后的力作则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书成九年之后（1999），更名为《中国现代哲学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冯友兰在第七十七章《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中，将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阶段，社会主义阶段，极左思想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发展的内容则是由“科学的”，转入“空想的”，而归结于“荒谬的”。毛泽东在第二个阶段所犯最大的错误，照冯友兰的说法，是由“对症下药”渐渐转变成了“对药害病’。第三个阶段的主要错误则是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
这一章可以一洗冯友兰在“批林批孔”时期的丑态和媚骨，也可以看出他就死之前，发愤著书的“志”与“感”。冯友兰经历了又一次的“脱胎换骨”。
今天我们论冯友兰，与其把他的多变和善变归咎到他的骨气上，不如说那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有独立人格的时代。我们希望这样的时代能尽快地过去。
（《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周质平著 九州出版社2013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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