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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5年06月01日 星期一

    从涅瓦大街到谢家胡同

    ——俄侨往事

    林希 《 书摘 》( 2015年06月01日)

        旧天津俄租界始建于一九〇〇年,彼时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清朝皇室回京之后,其他七国军队退出中国,俄国军队赖在中国不走,要在天津租借一方土地,为他们的侨民建立一处永久居住区。清政府无能,地方由着人家挑,区域由着人家划,就在天津海河西岸,俄国人划出了五千四百亩地界,租期九十九年。自此天津有了俄租界,俄国在天津有了一块海外领地。

        一九一七年俄国爆发赤色革命,俄国革命领袖列宁信仰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中国没有苏维埃,列宁宣布放弃所有海外领地,将天津俄租界交还中国。只是那时中国政府不懂何谓主权,交回来也就交回来了,原来俄租界里的事还由俄国人自理,中国政府就当没这块地方似的,不知道自己身上还长着这么一块肉。

        俄国爆发赤色革命不久,大批俄国难民涌入中国,一支俄国难民大队穿过西伯利亚进入中国,浩浩荡荡到了哈尔滨,没多少时间俄国贵族将哈尔滨改造成了东方小巴黎,为俄国贵族营造了一块海外天堂。

        难民越来越多,哈尔滨住不下,后来的难民就涌入了北京,北京不是外国人住的地方,俄国东正教教主告诉他们的同胞说:“天津有个俄国租界,现在列宁同志不要了,中国政府还没有接管,你们到那儿住去吧。”如此天津俄租界来了新侨民,俄国贵族相继住进了天津俄租界。

        俄国贵族带着仆人,带着咖啡具,带着唱片,带着私家乐队来到天津,一时之间,天津俄租界繁华起来,大街上美女如云,餐厅、舞厅相继开张,天津成了俄国贵族的天堂。

        为满足俄国贵族的生活需要,天津有了俄国面包房,有了俄国大菜馆,还建起了东正教堂,好在俄国贵族也不思念家乡,天津俄租界除了没有涅瓦河之外,俄国人需要的东西样样都有,天津俄租界成了小俄罗斯了。

        天津人看到俄租界的繁华,纷纷跑到俄租界来做生意,各种各样地道的俄国用品,摆满了天津人开的商场,从纯正的俄国咖啡到真正从俄国运来的酸黄瓜,应有尽有。很快,天津俄租界就变成比真正的俄罗斯还俄罗斯的一方地界。

        俄国贵族也知道随遇而安,找到了落脚之地,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筑屋,先建起俄罗斯住房。天津没有木材,就用石头代替,石头比木材还好,墙壁五十厘米厚,冬暖夏凉,关上门,听不到马路上的声音,好在从家乡带来了琴师,晚上公爵太太小姐围着壁炉坐在客厅里,依然可以欣赏柴可夫斯基的奏鸣曲,果然其乐融融。

        白天,俄国贵族十时起床,梳洗停当走出家门,外面有面包房、咖啡屋;中午有俄式大餐,有俄式浴室,还可以拉出自己带来的骏马,在俄租界草地上恣意驰骋。住在天津俄租界,和住在圣彼得堡感觉完全一样,难怪俄国贵族们扬言,他们在天津建立了一条涅瓦大街。

        只是,好景不长,中国没有人养活俄国贵族,到了第三年,俄国贵族落魄了,穷了,没饭吃了,好在俄国贵族还带来许多生活用品。最先拿出来换面包的是俄国毛毯,俄国毛毯厚,保暖,很受中国人欢迎,俄国贵族也不会做生意,出价就卖,一条重达五公斤的俄国毛毯卖到一篮子面包的价钱。自此,天津有了一句俗语:“大老俄卖毯子——给价儿就卖。”

        头一批毛毯卖完了,再卖什么呢?肥皂。俄国人好像会做肥皂,他们也有香水,俄国贵族做的肥皂,比中国香皂厂出的香皂便宜,从此天津又多了一句话:“大老俄卖胰子——香。”

        谢家胡同是原来俄租界里的一条胡同,百多米长,里面十几户人家,俄国侨民迁入俄租界,谢家胡同的原住民被强迫迁出,原来谢家胡同的地方建起了几幢别墅。几户从俄国避难来天津的俄国贵族住进了这几幢别墅,和所有的俄国贵族一样,没几年时光,他们奢华的生活用光了、卖光了从俄国带来的财产,卖光了所有的东西,最后卖了别墅,成了流浪街头的穷老俄。

        谢家胡同的别墅被精明的俄国人买过来之后,成立了一个私人俱乐部。只可惜能到这处私人俱乐部来享受生活的俄国人越来越少,许多非俄国籍的洋人开始被介绍进这处私人俱乐部来,其中还有许多中国人,经营者以此维持着这家私人俱乐部的生意。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军进入租界,西方侨民被送往山东集中营,谢家胡同消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美国兵登陆天津,一夜之间,谢家胡同恢复营业,从此又开始了长达一年多的极盛时期。

        好景不长,一九四七年内战爆发,先是东北解放,随后国统区经济崩溃,有钱人急着南迁,穷苦人日月艰难,谢家胡同的生意很快就冷落下来了,俄国人没有了生意,温饱无着,天津俄国侨民的境况实在让人不忍目睹了。他们不会乞讨,又不会劳动拉车,每天就是在大街上逛。有的俄国人拦住学生,求卖一本俄文书,绝对精装,可惜那时的中国学生很少有人能读懂俄文书;还有的俄国人站在街头,求卖一条围巾,求卖一件餐具,他们已经穷得什么可卖的东西都没有了。

        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军政府把俄国侨民和穷苦市民一起列为救济对象,他们吃饭穿衣有了基本保障,总算不至于饿死了,只是不允许他们从事不正当职业。许多俄国侨民参加工作,和中国老大娘们一起糊纸盒,在打蛋厂做工。中国政府向他们宣传,现在苏联是何等的富足,苏联政府也下令要他们回国,只是他们不肯回去,向中国政府提出想去澳大利亚,但中国政府不给签证,三方僵持了好几年。

        到了一九五六年,苏联政府的态度更为强硬,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俄国侨民提供就业机会。立即,中国工厂及其他一切单位辞退了俄国侨民,断了俄侨的生路。然后,苏联领事馆向俄侨发放生活费,每人每天三角钱,必须每天去领。天津的苏联领事馆就设在原俄租界内,每天早晨,俄国侨民排成长队,一个一个进去领取生活费,一户人家来一个人,自然是一家之主。这些俄国侨民都已经老了,拄着手杖,弯着腰,一声不吭,就是默默地往前走,走进领事馆不多时走出来,手里捏着几角钱。他们大多是三口之家,老俄侨拿着这几角钱,并不回家,径直走到起士林餐厅,找到一个座位,要一杯红茶、一块面包,路上买一张报,如此,一直坐到晚上。

        后来还是强行将他们驱逐出境了。俄国侨民离境前卖掉了一切东西,老俄租界家家门窗大开,随便什么人进来,随便你看中什么东西,随便你给多少钱,放下钱拿上东西就走,他们还将你送到门外,连声说“斯巴西巴”(谢谢)。  

        那一阵,有的天津人在原来的俄租界捡了不少的便宜,一架钢琴,几十元钱,可惜天津人把钢琴买回家当案子用,把琴键拆下来,再打上几条横板,放在厨房正好是一个碗橱。天生我才终有用嘛,也算物尽其用了。

        (摘自《你不知道的旧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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