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大学名誉教授竹内实(1923年至2013年)教授被学界誉为“现代中国研究第一人”。特别是他对当下中国的走向，对中日关系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及其出路的思考，不仅远未过时，有些至今仍不失为有效的镇静剂、解毒剂。
中国“乡巴佬”
1923年6月12日，竹内实出生于中国山东省张店（即今淄博市）的一个日侨家庭。父母均出生于爱知县的农家，只受过高小教育，很早便来中国谋生。竹内出生的镇上，住着二十来户日本人家，可并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单独辟出一块日人屯驻地，而是与中国人杂居。
竹内的父亲，早年曾救过一位被土匪绑票的地主的命（土匪虽然厉害，却不大敢惹日本人）。地主出于感恩，贷了一块地给东洋恩人。用这块地，竹内夫妇建了几间屋，经营了一爿和式旅馆。一位中国厨师，会烹制全套的日本料理，生鱼片、烤鱼、烧蛋等，都很地道。附近的日本人，若想吃正宗日料的话，只此一家。“他们在旅馆可以住宿、吃饭和洗澡，全都是日本方式，有一种回到‘内地’的感觉。”（战前，在国外的日本人称日本本土为“内地”，而海外为“外地”）
竹内实五岁失怙。母亲隐忍而有远见，粗通汉语，对底层中国人富于同情心，常帮助中国苦力。旅馆的客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还曾住过土匪头子。竹内后来回忆说：“母亲告诉我说：‘土匪头子住在这儿，看看罢。’”这种童年期的现场体验，对日后成为汉学家的竹内实来说，是一种接合中国民间社会的“地气”。
竹内在中国读的是日本人学校。虽然镇上只有二十来户，满打满算四五十个日本人，但却有一间日本小学校，“从日本来的校长和他的夫人，在一间教室里教着两三个班级的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女老师。教科书也是日本文部省编写的国定教材”。包括漂流海外的适龄学子，“一个都不能少”——日本对基础教育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可竹内的母亲并不满足于此，“母亲的想法是，小时候学一门什么技术，将来总会有些用处”。因此，从小学三年级起，便开始跟中国家庭教师修习汉语，力求学地道的中文。
十一岁时，举家迁至“满洲国”的新京（即今长春），直至在那儿受完初中等教育，于1942年（昭和17年）回国。虽然在中国出生，且长到十九岁，但碍于家庭背景，竹内实在中国并未见过什么“大世面”。他晚年回忆说：“直到战后的1955年，即昭和30年，我初次去上海和北京，才知道中国竟也有那么大的城市，觉得很是吃惊。”
祖国的陌生人
竹内实战后，于1946年考入京都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科，走上汉学之路，恩师是一代宗师仓石武四郎。竹内一路追随仓石，从京都大学到东京大学，出学部，入大学院，直到毕业后进入中国研究所。
东大时代发生的一件事，给竹内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1946年，中国作家谢冰心随夫君、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社会学者吴文藻访日。因战时，仓石曾把冰心的一册儿童文学作品翻译成日文出版，故带竹内一起去作家夫妇落脚的公寓登门拜访，并邀请她来东大讲学。冰心讲课时，便由竹内口译。开讲之前，冰心问了竹内一个什么问题，竹内说自己是边打零工，边读书。冰心听后，介绍了一位想学日语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多年后，竹内回忆起来仍心怀感激：“那位成员给的讲课费可真不少！我能把大学院坚持读下来是托谢先生的福。”随后，就听说吴文藻先生辞去了代表团的职务，准备回大陆。“当然对我们并没有那样说，而是以得到了美国大学邀请的名目，离日赴港，从香港却不转美国，而是去了北京。据说在中国本土受到热烈欢迎，皆大欢喜。这个行动给我们以很大的影响。”从此，在历史性拐点上，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成了竹内观察、思考中国问题时的一条主线。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竹内实作为译员和友好人士曾数度访华，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殊荣。客观上，也使他得以窥见中国社会的细部，体会到中日两国历史认识的偏差，赋予自己的学术研究以某种临场感，同时也看到了某些日本左派人士意识形态先行的不靠谱。
1960年6月，竹内实随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访华，团员中还有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名作家，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毛的接见是一个契机。竹内实后来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毛泽东专家，著有三种毛的传记，是毛语录和毛诗词的权威翻译、阐释者。
与此同时，竹内的学术触角开始向四周延伸，包括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鲁迅研究、邓小平研究、中日关系史等，视野所及，几乎涵盖了中国学的方方面面，且均有相当深度的开掘。
作为日本顶尖的毛泽东研究权威，竹内始终享有访中的“特惠”，甚至在邻国最黑暗的年代，也是少数几个可以徜徉北京街头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一。因此，他远比一般汉学者掌握更多的一手信息，这也许是他免于盲目的一个重要原因。甚至对“文革”持怀疑态度：
1960年我访问中国时，曾会见过赵树理和老舍，听说这些人在中国都受到了批判，我觉得这种批判与人的信义是相悖的。而在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当中，却有人在以前被其赞扬的刘少奇受到批判时，竟也反过来恶意地谩骂他。
我并非对刘少奇的过去全都肯定，但很讨厌那些如此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便决心不再对刘少奇说坏话。自己曾经在一个讨论会上发言说：“比起日本的革命家来，中国的反革命要更好一些。”
1968年，竹内以《诉诸毛泽东》的著名长文，肯定毛在“终结近代中国屈辱历史”上的功绩的同时，批判了“文革”造成的国家荒废，不啻空谷足音。但在“左”“右”标签满天飞的时代，竹内却感到一种被两头夹击、动辄得咎的尴尬。因此，“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几年以前，我已经与日本的日中友好运动疏远”。作为从中国山东省张店“冒出来”、跻身精英学界的“乡巴佬”，竹内原本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劣等感，越到后来，越发觉得自己的“不合时宜”，有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是不折不扣的“祖国的陌生人”。
“友好易，理解难”
作为终生视中国为“第一故乡”，不懈推动邦交正常化的汉学家，竹内实无疑是铁杆的中日友好派。可吊诡的是，就在建交的“悲愿”终于达成的翌日(1972年9月30日)，竹内却在公明党的机关刊物《公明新闻》上发表评论，谈“今后的日中关系”，明言“应该慎用‘友好’二字”，指出“今后的中日关系，无疑取决于我们对近代以来日本的历史的认识”，“再不必去描绘那玫瑰色的梦”，主张日本应高调承担战争责任。
竹内深知，1972年的建交，实际上是两国政治家共同推动的、一种基于国家战略的政治和解方案的实现，并非是基于两国国民相互理解基础之上的“水到渠成”的结果，“日本民众其实对中国并非多么感兴趣，毋宁说态度倒有些冷淡。这就是事实”。
在日本的近、现代历史上，日本与作为“国家”的中国进行交往，并非是自今日才开始的。
日本与清朝或中华民国，都曾有过外交关系。然而，正如历史告诉人们的，在清朝，日本曾在其领土上与俄罗斯打过仗；到了中华民国时代，又扶植过“满洲国”、冀东政权与汪精卫政权，并未尊重过对方的主权。
从今以后，则似乎要重新与作为“国家”的中国打交道了。
那么，我们当真准备妥当了么？遗憾的是，并非如此。
竹内指出一味高喊“友好”，未必就能实现“友好”的目标，甚至有可能适得其反。在竹内看来，所谓“友好”定位，起初就有问题：
比如我觉得，一开始应该先有日中协会；接着，应该是日中理解协会；最后，才应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日中协会的会员可以多一些，而日中友好协会的会员少一点则无妨。至于“友好”是否会世世代代传下去，那是很难回答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以时论的尺度衡量，竹内不只是“不合时宜”的问题，简直就是“乌鸦嘴”了。可他却我行我素，自有一番坚守：“对于民间的活动，政党并不应该进行干预。”中日民间交流理应回归“正道”，那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
要知道，竹内形成这一番思考的时候，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日中友好”几乎成了一种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虽然不断有政治反对势力出台“搅局”，但“搅局”的结果，却反而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势下，竹内敏锐地察觉到，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日中友好”的思维定势本身即是一种僵化，也未尝不是中日关系大起大落、骤冷骤热，动辄“打摆子”的初期症状（诸如宝钢事件、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曾根首相的靖国参拜、光华寮事件，等等）的病因之一。于是，屡屡质疑“日中友好”的提法，并前瞻性地预见了“友好易，理解难”的现实发展瓶颈，提出“改大声的‘友好’为小声的‘喜欢’”，甚至曾建议以平假名书写的“喜欢”，来逐步取代用汉字书写的“友好”。
在奠定中日关系基础的基本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之后的1978年10月，竹内在《中央公论》杂志撰文指出：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首先要有“关系”，其次则应该加深“理解”，才能“友好”发展，即所谓“关系—理解—友好”。当时，由于日本无视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我是赞成两国首先恢复邦交，建立关系的。但是从前几年开始，我觉得这种关系似乎被颠倒了。滥竽充数以求加深“友好”，或徒具形式的代表团接触之类，这些并无意义的举动和结果表明，按“友好—理解—关系”这种颠倒的顺序，并想加强“关系”，是难以奏效的。
日中邦交恢复后友好关系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双方当然都是有利的。但是，决不应该放松对“理解”这一中间环节的努力。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四十余年的历史表明，这种“友好”诉求先行，而“理解”滞后、发育不良的状况，确确实实是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竹内不仅看到了问题之所在，而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力主展开“作为文化问题的日中关系”研究，以期两国关系能最大限度地“去政治化”，以相对客观化的、正常的“体温”落地。只有如此，才可望生根。竹内版超越“友好”的中日关系论确实不失为醒脑的清凉剂。
（摘自《东方历史评论》〈第6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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