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总在写信
2003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拜访陈之藩。当我到达香港中文大学火车站时，陈先生早就从山上到山下接我，使我感念不已。多年后，我收到陈先生寄来的文章《儒者的气象》，才有所悟：“大概是1959年，我在美国，Bertram是IBM的大人物，而约克镇研究所正在动工中。我到IBM面谈时，是在辛辛那提小镇。从火车上下来，还提个大箱子，来接我的正是Bertram本人。他不但到车站来接，而且把我的大箱子抢过去为我提着。我那时还想，美国原来也是礼仪之邦啊，使我相当吃惊。”
我们一见如故，聊了一个下午，意犹未尽，共进晚餐时还谈兴甚浓。临别时，陈先生说，他在中文大学并不忙，希望我到香港就找他聊天。以后我每到香港，必打电话给陈先生，他总说：“你赶紧来，我喜欢听你聊天。”每次，我们都聊大半天，陈先生必请我吃晚餐。有一次，他说有一家上海菜馆极好，竟带我从中文大学坐火车到尖沙咀大快朵颐。
陈先生喜欢听我讲到各地采访人物的趣事，我则爱问他一些前辈的逸闻。我听得最多的是胡适和爱因斯坦的故事，不禁对普林斯顿心向往之。
陈先生喜欢讲笑话。有一次，王浩到陈之藩所在的大学，敲门自我介绍：“我叫王浩，来贵校演讲，还有半小时时间，看到你这办公室外的姓名，准是中国人，所以进来聊聊。” “你爱说中国话吧？看不看金庸的武侠？”
陈之藩说：“金庸我看过一些，不太喜欢。”
王浩说：“我们在海外，如无金庸的剑侠，岂不闷死了。”
两人争了半天，王浩突然说：“唉呀！我两点有个演讲，现在什么时候？唉呀！过了四十分钟了。”
陈之藩是剑桥大学博士，对金庸到剑桥读博士，自有看法。在我看来，金庸有没有博士学位，一点也不影响我爱看他的小说。如同胡适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是不是真的，也一点不影响我佩服他的思想。
陈之藩一生，给我的印象是总在写信。有时写给朋友，有时写给读者，有时写给自己。余光中的《尺素寸心》中说：“陈之藩年轻时，和胡适、沈从文等现代作家书信往还，名家手迹收藏甚富，梁（实秋）先生戏称他为man of letters，到了今天，该轮他自己的书信被人收藏了吧。”我有幸珍藏几封陈先生的信，每次重读，如沐春风。
悲观而又爱国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眼前文化的动向》的演讲，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后来，陈之藩将1947年前后给胡适的十三封信集成《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一书。
在胡适的朋友圈中，陈之藩也给金岳霖、沈从文写过信。他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陈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为了改专业的决定，陈之藩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金岳霖问：“你为什么要入哲学系呢？”
陈之藩说：“我悲观而又爱国。”
“什么叫悲观呢？”
“我不知道。”
“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设法要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
一席谈之后，陈之藩打消了转学的念头，昏沉地回到北洋大学。后来陈之藩写了《哲学与困惑——六十年代忆及金岳霖》一文。
金岳霖写信的方式也给陈之藩留下深刻的印象。“写信有好多种，中国式是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是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陈之藩笑着回忆，“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儿。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说这话时，陈之藩禁不住又鼓起掌来。
大概是在东厂胡同看了胡适的第二天，陈之藩到中老胡同看沈从文。两人谈兴正浓时，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跑来跑去。沈从文就做了介绍。当时陈之藩的学校两千人，只有三四个女同学，没见过漂亮女人。张兆和的漂亮完全在陈之藩想象之外，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陈之藩傻傻地，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下台阶，他就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一会儿就好了。”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1948年，陈之藩在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主要工作是修马达，实在无聊。他在北洋大学的老院长李书田在台北的国立编译馆主持自然科学组，便叫他过去工作。当时梁实秋在国立编译馆主持人文科学组，一看陈之藩写的文章就说：“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这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后来梁实秋成了馆长，说要提拔天才，把陈之藩的薪水加了一倍。陈之藩领到工资时并不知情，便去找会计：“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会计说：“你们梁馆长批的。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会计以为陈之藩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同乡。
胡适第二次回到台湾时，陈之藩去看他。胡适说：“你几时回来的？”陈之藩说：“我从哪儿回来？”胡适说：“美国。”陈之藩因为经济拮据，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去美国留学。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用作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这时陈之藩还没有钱买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又不好意思向胡适借路费，便延迟了一年赴美，写了一本物理教科书。出了书，拿到了去美国的路费。
1955年，陈之藩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科学硕士学位。陈之藩赴美，正是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所谈的天是天南地北，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在春风里》序）
陈之藩获得硕士学位后，应聘到曼城一所教会学校任教。这时才有能力分期偿还胡适当年的借款，当他还清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北逝世，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胡适的风度和胸襟，陈之藩写得让人想流泪：“生民涂炭的事，他看不得；蹂躏人权的事，他看不得；贫穷，他看不得；愚昧，他看不得；病苦，他看不得。而他却又不信流血革命，不信急功近利，不信凭空掉下馅饼，不信地上忽现天堂。他只信一点一滴的，一尺一寸的进步与改造，这是他力竭声嘶地提倡科学，提倡民主的根本原因。他心里所想的科学与民主，翻成白话该是：假使没有诸葛亮，最好大家的事大家商量着办；这也就是民主的最低调子。而他所谓的科学，只是先要少出错，然后再谈立功。”
1962年3月11日，陈之藩给天上的胡适写信：“适之先生，天上好玩吗？希望您在那儿多演讲，多解释解释，让老天爷保佑我们这个可怜的国家，我们这群茫然的孤儿。大家虽然有些过错，甚至罪恶，但心眼儿都还挺好的。大家也决心日行一善，每人先学您一德，希望您能保佑我们。”半个世纪之后，陈之藩和胡适在天堂相会，相信不再寂寞了。
剑桥聊天录
1969年，在美国任教授的陈之藩获选到欧洲几个著名大学去访问，于是接洽剑桥大学，可惜该年剑桥大学的唯一名额已选妥。陈之藩不想到别的大学，索性到剑桥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一到剑桥大学，每个人都叫陈之藩为陈教授，并在他的屋子前钉上大牌子：陈教授。在那里，陈之藩写下了《剑河倒影》。他说：“剑桥之所以为剑桥，就在各人想各人的，各人干各人的，从无一人过问你的事。找你爱找的朋友，聊你爱聊的天。看看水，看看云，任何事不做也无所谓。”
以我对陈先生的了解，他在剑桥最爱做的事自然是聊天。重读《剑河倒影》，我仿佛是在旁听一部“聊天录”。陈先生说，剑桥的传统，一天三顿饭，两次茶，大家正襟危坐穿着黑袍一块吃。每天同楼的人都可最少见三次，最多见五次面。“谁知哪一句闲谈在心天上映出灿烂的云霞；又谁知哪一个故事在脑海中掀起滔天的涛浪？我想剑桥的精神多半是靠这个共同吃饭与一块喝茶的基础上。这个基础是既博大又坚实的：因为一个圣人来了，也不会感觉委屈；一个饭桶来了，正可以安然地大填其饭桶。”
陈之藩聊天的对象都是博学之士，在聊天、演讲、读书之间，陈之藩提出的论文颇有创见，被推荐到学位会，作为哲学博士论文。毕业时，陈之藩想起生平敬重的胡适：“适之先生逝世近十年，1971年的11月，我在英国剑桥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老童生的泪，流了一个下午。我想：适之先生如仍活着，才81岁啊。我若告诉他，‘硕士念了两年半，博士只念了一年半。’他是会比我自己还高兴的。”
（摘自《读库·1406》，新星出版社2014年12月版，定价：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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