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钟叔河先生

    我有幸两次在长沙“念楼钟寓”拜访钟叔河先生。

    第一次是2003年11月。因为有大哥卫建民的介绍，钟先生没有任何客套，平和地把我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宽大的客厅里摆着一张台球案子，想来是老人平时编书、写书累了，便打上几杆，舒活筋骨吧。地板是锃亮的黑色大理石，墙上挂着沈从文、黄永玉的字。

    紧靠沙发是一个躺椅，老人就靠在躺椅上，用极富韵味的湘音跟我聊起来。此前我已读过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深深折服于钟先生的思想和文采。书中收集的是他为《走向世界丛书》里每一部书写的叙论，他给这本书加了一个副标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钱锺书先生“主动”给此书作序，称首次在《读书》杂志看见这些文章，“就感到惊喜”；又说，“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察看欧、美以及日本文化在中国的全面影响”；“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钟先生早年饱历苦难，一双眼睛却依然那样清澈、纯净。我们谈了两个多小时，钟先生腹笥之广和惊人的记忆力让我叹服。临走时钟先生引我到“念楼北屋”，指着满书架他的著作，问我要哪几种。我选了《念楼集》和《书前书后》。老人坐在书桌前签名，又找了一个信袋，把书装进去递给我。几天后我就把《念楼集》读完了，特别喜欢书中那些浇胸中块垒、“多言外意”的钟氏风格的文字。我给钟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回信，我从回信里真切感受到钟先生虚怀、求是、谨严不苟的风范。

    八年后，即2011年3月，我第二次去长沙，住在岳麓山下的枫林宾馆。我有个愚见，人跟书一样，有的人似中外古今的名著名篇，滋味绵长，常读常新。在我眼里钟先生便是这样的人。于是下榻后来不及盥洗，就跟钟先生电话约好，公事结束后去念楼拜访。电话里钟先生的声音中气十足，语音清晰，全然不像年过八旬的老人。

    那天是个周末，出租车在橘子洲大桥遇堵。接连两天都在下雨，现在雨停了，天还是灰暗阴沉。从车窗看出去，橘子洲、长沙城笼罩在蒙蒙云雾之中。下午5点钟才来到营盘东路38号那座高层住宅楼下。物业很好，楼道、电梯洁净如洗。上到二十层，出电梯左拐，迎面看见防盗门上铸铜的“念楼钟寓”。保姆小谢应着铃声跑过来开门，钟先生已站在门厅了。   

    与八年前相比，钟先生脸上多了几处老人斑。钟夫人已经去世，我感到念楼里不免有些孤清。客厅靠窗多了一张书桌，上面摆着正在校阅的书稿。那张台球案子依然摆在客厅中央。    

    落座后，钟先生顺手拿过一张校样给我看，是胡适手书的长卷。一边说：“这是前些年出过的一本书，现在要重印。”又递过一册已出版的《林屋山民送米卷子》，说：“原来印得不好。本来是长卷，印的时候分开了，这次重印就印成长卷。”

    我俯身看胡适那个手书的长卷，见上面密密麻麻、但又是整整齐齐地用红笔标明校正的字、标点和各种符号。这是钟先生一贯的风格。

    书桌上有一个中国社科院的牛皮纸信封。钟先生告诉我，这是百岁老人杨绛先生的亲笔信，说着取出信来，指给我看那一笔不颤不抖、不歪不斜、娟秀清丽的小字。钟先生还念出声来，对一些内容做着注解。征得钟先生同意，我用相机把信正面拍下来，留作纪念。

    钟先生念完信，重新折好装进信封。他似乎想起什么，站起来，一边走向客厅靠墙的书柜，一边说：“我要送给你和你大哥卫建民一套书。”书拿来了，是两套，放在我面前的小方桌上。一套装在硬纸盒子里，一套没装盒子，码得整整齐齐。原来是湖南美术出版社新版的《念楼学短》，五个分册依次为，《逝者如斯》《桃李不言》《月下》《之乎者也》《勿相忘》。书的体例和版式与前些年出版的《学其短》《念楼学短》一样。钟先生扭过身伏在靠窗的书桌上，给两套书分别签了名。

    我因为过几天就要调往大同工作，便请钟先生赐教。钟先生随手拿过一张白纸，稍加思索，写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又在一旁注明，“这是知堂最喜欢引用的一句古人言”。

    钟先生吩咐小谢多蒸米饭，留我吃了晚饭。

    我在返回枫林宾馆的车上端详着《念楼学短》，这套书真是漂亮。让我感到好奇的是，每本书的厚度几乎完全一样。回到宾馆逐册查验，果然除第五分册“勿相忘”是二百一十一个页码外，其余四个分册全都是二百一十三个页码。全书共计五百三十篇。这是多么考究、清爽、益智的一套书啊！

    （摘自《双椿集》，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