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2月的广州，气候格外宜人。阳光透过窗户，洒进这个简陋的办公室——极小，仅20平方米，除了两张桌子和一排沙发，到处是有序可查、参差错落的资料和书籍。从桌面的资料望过去，钟南山的背影坚实有力。他的一只手向脑后敏捷地梳理了一下头发，这是他阅读材料时的习惯动作。他的手，手型并不宽大，但是因为常年运动，所以青筋隆起；他的头发略显花白，发质柔软、黑亮，稍带天然卷曲，后脑的头发悄悄地有些稀疏了。非典期间，这满头秀发曾经一下子花白，后来竟又慢慢变黑了许多。
秘书送进来一份材料：“所长，又有采访，他们要求好几次了。”是广东电视台来拍摄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的专题片。
一段时间了，非典期间那沉沉的往事，又因这样的缘故，被一次次提及，又开始缠绕他平静的心。他让秘书转告，采访安排在晚上。
窗台的一行蓝色资料夹上，擎着几张他喜欢的照片：一张是走出游泳池的他；一张是与胡锦涛的合影；一张是非典期间的他，面容清癯、铁骨铮铮；还有一张是最近的，天蓝色背景前，他穿着洁白的大褂，笑容，一片阳光。
靠近房门口的墙上有一块横幅，上书“勇敢战士钟南山”，这是广州市护士学校的学生们敬献给他这位师长的。
他走出办公室。走廊是一米多宽的过道，20世纪90年代的建筑，南北两边各房间的门口，间或整齐堆放着一些不能丢弃的杂物，因此更显局促。每一个房间内，设备、资料使空间非常狭小。非典期间，这座办公楼的6、7、8三层楼，全部为隔离病房。北面一间是钟南山的“专家会诊室”，墙上挂着一块素匾：“悬壶济世，福荫众生”，这是广东书法家卢有光亲笔手书赠送给钟南山的。
不时见到从各办公室轻悄而匆匆出入的工作人员，与钟南山相遇，他们会彼此轻声地示意。靠近过道的尽头，有两条长长的木质板凳，它们大概是20世纪70年代的产物。前来办事的人，如果一时见不到工作人员，即使再劳累疲倦，只要在板凳上稍坐一会儿，就会休息过来。
非典期间，这两条板凳从没空闲过，愁苦万状的病人家属，焦灼却静静地等在这里，他们的心情是等待天使的救赎。对于普通的病人和家属来说，这简单的长凳，承载着一个家族的祈祷。
出诊，每周一次，是钟南山必做的。
他步履稳健，常人需小跑才能跟上，除非他有意放慢速度。他朝诊室走去。乘电梯要比他的步行慢得多，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也像他一样不乘电梯。年轻时，他上楼下楼，三步并做两步，如今还是一样。
门诊室大厅里摆满了椅子，坐满了等候看病的人。在过道和人群的夹缝中，钟南山疾走如风。人群里发出惊讶、敬佩的轻轻声音：“钟南山”、“钟南山”，有粤语也有其他方言。
电视台的采访设备，安置在了一个临时腾出的工作间。
在非典时期，钟南山所经历的媒体追访，如同“攻势林立”的战场。在围追堵截的记者面前，他好似人人都想得到的唐僧肉，又似万金油，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会问到他。来自不同领域记者的提问，那些摄像机、话筒、录音笔，追逐着他的行踪。在那一时期，很多媒体只要抓到了钟南山，就能提高收视率或者阅读量，至于采访的内容够不够丰富，似乎不是最重要的。
当时，电视上、报纸上、网络上可以见到各种各样、无所不包的“钟南山说”，但是，只有媒体的行内人知道，很多所谓的“钟南山说”，都是记者自己设好题目，追着钟南山，让他回答的。钟南山从来没有时间去查对那么多媒体都说了什么，那是铺天盖地的报道。
非典-SARS，2002年12月出现于广东。2003年1月，医生们意识到它来势汹汹，使用大剂量抗生素救治无效。这期间对于一线专家及医护人员来说，他们经历的不仅是坚持在一线的考验，更有对治疗方案不明的煎熬……
身为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身为医学院士，钟南山此时深感责任重大与不安：用什么办法挽救病人？病人到底得的是什么病？
答案无从而知。
有着丰富一线临床经验的他，最直接的判断是：这不是普通的肺部细菌感染。所以，他始终不同意用大剂量的抗生素治疗，特别是在病因不明的情况下。他主张根据病情的具体情况配合用药。这就成为2003年非典期间，对于病人治疗方案争论的焦点之一。关键是，这一场空前的学术之争，不仅影响到对病人生命的救治，而且随着非典势头的扩大，上升到整个医学界，甚至影响了政治。
始终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钟南山，由此被推到学术与政治的风口浪尖。
中国首例报告的SARS病人，即非典病人，也是全球首例，他是广东人黄杏初。2002年12月15日下午，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
两天后，河源市人民医院再次收到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叶钧强笑称与他们相会是“缘分”，这两位病人都是在外地患病后返回到河源老家的。在用了各种退热方法及抗生素治疗后，两位患者的病情始终不见起色。
病情紧急！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很快，叶钧强这位最初接触非典病人的医生与河源市人民医院的其他6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了与患者相类似的症状。
郭仕程从河源转到呼研所时情况“特殊”，不仅持续高热、干咳，而且肺部经X光透视呈现了“白肺”：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使用各种抗生素治疗均不见效。
钟南山和他的助手肖正伦、陈荣昌等人做出这样的判断：这种肺病的毒性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仅来势凶猛，而且难以治疗。
作为诊治呼吸疾病的专家，他直觉这个肺病严重的毒性程度。它阴森森地扑面而来，让人如同身着单衫，伫立严寒。
幸运的是，郭仕程没有被死神带走。
在医生们为这非同一般的病例寻找救治方案之时，广东省内接连出现相同的病例。顺德发生同样疫情。中山，截止到2003年1月20日，发现28例此类病人。
1月21日晚上，钟南山赶到中山，会同广东省卫生厅派出的专家组，对中山出现的这些病人进行会诊和抢救，第二天，专家们起草了《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第一次将多日以来困扰着人们神经的“怪病”，命名为“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
到2003年2月底，世界卫生组织将发源于中国的非典命名为：SARS。
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
大量的而且是大剂量的抗生素被用于紧急治疗。然而，这样的治疗，一直无效！
广东省内各地都出现了疫情，而且陆续有同样症状的病人被送到呼研所和广州市内的各大医院来，病情发展迅猛。社会上早已开始恐慌。所以春节过后，很多人的手机都转发着这条短信：广东出现怪病！
从2002年12月下旬医院陆陆续续接收病人，医生和护士就出现了感染，这是因为当时对疾病的认识不清楚、防护不充分。对重症疾病的治疗也成了问题。是继续用抗生素，还是改用皮质激素，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内部有了争议。
因为皮质激素会破坏人体自身的免疫力，从学术角度来讲，很多人都反对这种治疗方法。但是，不及时使用激素，病人的感染中毒症状会进一步加重，缺氧也将更严重……面对皮质激素，就如同面对着一把双刃剑。
是用抗生素，还是用皮质激素？对病人的救治手段一时难以统一。
之后，这一争执，随着非典疫情的蔓延而扩大，上升到整个学术界。当时只要是收到了非典病人的医院，都会出现从医院到科室的如此争议。
对于医生来说，迫在眉睫的，是要挽救病人的生命，他们急需一个可以遵循的主流声音。在这时，每天奋战在一线的钟南山，以自己的威信，带来了对一个群体的影响力。
尽管如此，在最初的治疗过程中，还是暂时保留了两种方案。主张用皮质激素的，用一种方案；坚持用抗生素的，则用另一种方案。
当非典扩展到全国的时候，医学界还没来得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流传最凶的说法是：从顺德、中山传进广州一种怪病，潜伏期很短，一天就发病，很快就呼吸衰竭，无药可治，多名病人死亡。不仅如此，这种病传染的烈度极强，不管是谁，一旦和病人同乘一辆公交车，甚至和病人打一个照面，就可能被传染。更为恐怖的说法是：十几名被传染的医护人员，上午得病，下午透视，肺上就全是白点，晚上抢救便成了无效、死亡。
2003年元旦刚至，春节的年味就开始了，因为这年1月31日就是农历除夕了。怪病的消息一方面被人们传得离谱，另一方面却被一些人掉以轻心。因为广东向来每到春季，就免不了有疾病流行，特别是普通的流感，所以人们早就习以为常。
不多日，珠江三角洲一带的病人越来越多，病情控制不住，明显出现家庭聚集性和医院聚集性传染。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广州市胸科医院等医院，收治的病人越来越多。
在钟南山指挥下，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逐步摸索出一套有救的治疗方案，提高了危重病人的抢救成功率，降低了死亡率，而且明显缩短了病人的治疗时间。这套方案后来被多家医院所采用，成为通用的救治方案。同时，在钟南山的主持下，《广东省非典型肺炎病例临床诊断标准》也很快出台。
作为奋战在抗击非典一线的呼吸疾病专家，钟南山及时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对于病情发展很快的病人，首先要进行面罩无创通气，一是使病人得到充分的供氧，二是在早期避免肺泡萎缩及硬变；同时，对危重病人给予小剂量皮质激素，避免病情进一步恶化；再通过支持疗法，使病人度过疾病高峰期。
非典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疾病，大家都必须严防医院内的交叉感染。
于是在每一张病床前，都紧急安装了用于通风的换气扇，天冷也打开。
1月的广州，没有暖气，再开着风扇，就有点儿和北京的冬天类似。但是在非典肆虐以后的广州，注意室内通风尤其是注意公共场所的空气流通，成为约定俗成。
2003年4月12日，由钟南山主持的联合攻关组宣布，在广东省的非典型肺炎病人器官分泌物中分离出的两株病毒，也是3天前由香港地区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显示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可能是引发非典型肺炎的主要原因。4天之后，这一结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确认。
（摘自《钟南山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6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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