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作家
我出生书香之家，幼年读私塾，就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文。在中学时，我的作文总是名列前茅。在上海读高中，受国文老师的鼓励，1935年参加《中学生》杂志征文竞赛，我写的一篇散文竟然得奖，不仅在《中学生》上刊印出来，还编入他们的文集。其后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在报纸副刊发过短文，参加革命后，还在武汉的《战时青年》发过文章，在党报《新华日报》上发表过报告文学。
但是我成为职业革命家后，从事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就不容许再舞文弄墨了，为了安全，甚至写的片纸只字也不能保留。我从此封笔，与文学绝缘了。直到1941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在中文系受到许多文学大师的教诲，受到科班训练，耳濡目染，作为习作和课业，不免又写起文章来。散文、诗词、小说都有习作。还和当时在昆明的张光年一起办过文学刊物《新地》，也主编过《大路周刊》，甚至写过一个长篇小说《第一年》，是描写农民参加抗战的故事，还专门请教过王士菁。兴之所至，我开始写《夜谭十记》的第一篇，试学果戈里《钦差大臣》的风格，写出小说《视察委员来了》。同时还写出两本诗集，一本是短诗汇集，一本是描写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上一对青年男女恋爱故事的一千五百行长诗《路》。似乎我真要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了。但是这和我的职业革命家的生涯是不相容的。我调离昆明时，为保安全，遵守党的秘密工作的纪律，忍痛将一切文字性的东西一火而焚之，并且下决心和文学绝缘，投入出生入死的地下斗争中去了。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我步入政坛，工作很忙，想也不想写作的事，尤其看到文坛风雨连年，波谲云诡，许多作家以莫须有之罪，罹无妄之灾，我哪敢涉足其间，落入陷阱，去和文学沾边，当什么作家？
我忽然成为作家
1959年国庆十周年纪念时，《四川文学》的主编、老作家沙汀找到我，说国庆十周年纪念，一定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回忆录也行，难以推却，我便写一篇回忆性文章《老三姐》，在《四川文学》登出以后，被北京的权威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发现了，马上修改转载，引起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注意。
我被全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请到北京去，他请我在华侨饭店吃饭，有作协书记处的张光年、严文井、郭小川和《文艺报》主编侯金镜作陪。邵荃麟开门见山对我说：“看你是个老革命，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生活积累，看你的文笔能够写文学作品，且有自己的特色，老同志又能写作品的人不多，我们要求你参加进作家的队伍里来。”我推说我的工作很忙，邵荃麟说：“你写革命文学作品，对青年很有教育作用，你多做一份工作，等于你的生命延长一倍，贡献更大，何乐不为？”这一点倒真的打动了我，我能做两份工作，确是好事。张光年等也劝说我做个业余作家，侯金镜更是说：“你的脑子里有一个文学富矿，你是不能拒绝我们开发的。”谈的结果是他们介绍我加入作协为会员，写作由《人民文学》主编陈白尘和我建立联系，不勉强我写稿，但有稿就送《人民文学》编辑部。于是我怀揣着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回到成都，便这样成为作家了。
创作生涯
但我的工作实在忙，没有时间写，革命生活的许多素材倒不断涌向我的脑际，甚至那些牺牲了的老朋友，常来梦中相见。往事如云似烟，纷纷扰扰。这时，陈白尘就派编辑周明到成都来找我，我还是推说忙，他看我的确忙，便不催交稿而是要求听我摆龙门阵。我能摆的龙门阵很多，随便一摆就是一两个，周明说：“好，就是这一个，把你口说的写下来就行。”这么简单，我倒好办。就这么《找红军》、《小交通员》、《接关系》等革命文学作品一篇一篇地流进《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四川文艺》等刊物发表出来了。于是大家就说我真是一个作家了。
开始的时候，我的确是被动地写作，是业余写作，后来便慢慢地主动想写作品了。因为打开了我的革命斗争记忆的闸门，过去斗争生活的许多同伴朋友便常来梦中打扰我，呼吁他们出生的权利，愿意来充当我想写的作品的什么人物，这就逼着我写，甚至在陈白尘这位讽刺作家的鼓动下，学他写起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来。他拿去好像是发了头条，听说茅盾看到了，说讽刺小说本来是文学的重要部分，大家不愿写，现在开始有人写了。这个信息真假如何，我不得而知，却刺激我的四川人的幽默讽刺风格，接连又写了《挑女婿》等讽刺小说。
《清江壮歌》
这时出了一件事，我的爱人刘蕙馨1941年在恩施牺牲后，我们才生下一个月便随母亲坐牢的女儿下落不明，我找了二十年，终于找到了，传为佳话。这题材一下为文学界抓住了。四川作协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都抓住不放，动员我写一部长篇，我当作一种不能推卸的责任，利用业余时间动笔写了起来，我一连开了一百八十多个夜车，写得我头痛，每天从办公室下班回家，就面对书桌上的稿纸，后来我一见桌上的方格稿纸就头痛。
在我爱人王放的支持下，我仍然耐着性子坚持写。夏天天气很热，蚊子很多，开夜车写作难以为继，王放便把小桌子放在装有蚊帐的大床上，把电灯拉进蚊帐，让我钻进蚊帐里去写。后来她又找了一台电扇为我散热。
我的这篇《清江壮歌》的小说，一边写，一边在《四川文学》和《成都晚报》上连载。四川大学一位数学教授柯召告诉我，他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到门房取《成都晚报》，看我的小说连载，我很感动。一个理科教授尚且如此，为了读者，为了烈士，我拼老命也要把这部小说写出来。
稿子写出来后，同时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四川人民出版社，结果两个出版社都没有能及时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到《清江壮歌》的稿子，他们看了觉得很好，我根据他们提的意见和四川作协作家们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定稿。人民文学出版社马上付排，打成清样送到成都来，叫我看了清样认可后，马上送回出版社，他们就上机开印了。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将清样寄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压在我的手头。
一直到1962年，我去北京开会，照例我要到中纪委副书记我的老上级钱瑛的住处去看望她。她一见面就问我：“你写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出版了没有？”我说出版社送来清样，等我最后定稿，他们就要付印了。她说：“还好，还没有付印，你千万不要拿去出版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她才从北戴河参加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回来。她很惊诧地说，康生在会上告发了习仲勋，说他支持一个作家写的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一下就挖出了一个西北反党集团。”我说：“我写的是革命小说，你是清楚的呀。”她说：“那个作家写的《刘志丹》也是革命小说呀，哪个不知道刘志丹是革命英雄？结果说是习仲勋反党集团支持写的反党小说，把一大批西北地区的老同志都网进反党集团里去了。没有人敢说话。”她强调地说：“看来写小说很危险，写革命小说一样危险，所以青年出版社为我出版的《俘虏的生还》刚印出来，我回北京马上就叫出版社全部销毁。”
她说罢从书架里取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这正是她为纪念她那大革命时代为革命牺牲在南京雨花台的丈夫谭寿林而写的回忆录，她说她留了几本给熟人作个纪念，给我也留了一本。我粗看一下，谈的都是英勇革命斗争的事，一点问题也没有呀。我终于明白，她劝我不要出版《清江壮歌》完全是为我好。
这部稿子的排字清样躺在印刷厂，出版社被罚款，前后一拖就是六年。1966年春出版社还是把我修改后的《清江壮歌》出版了，首印就是二十万册。我收到样书，十分高兴。
“执迷不悟”
《清江壮歌》1966年春刚出版发行，当年5月，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西南局很有理由地把《清江壮歌》作为大毒草进行批判。我被投入牢狱，坐了六年牢。
我入狱后，开始我非常失悔，我搞建筑、管科学，高官做得好好的，自己为什么到文坛去挖一个坑跳进去呢？我真不该受“蛊惑”，跳进文坛这个“深渊”，悔之晚矣。但是后来在梦中，甚至在被批斗中，我的革命老朋友、牺牲了的烈士，常常会来和我见面，他们都鼓励我把他们写出来，呼吁他们出生的权利。
我想，在狱中有的是时间和写交代材料的笔墨纸张，我何不重操旧业，写起作品来，和我的老朋友常常笔谈呢？于是我在六年中写了两本书和一批创作提纲，大约五十万言。管你外边闹得天翻地覆，我自铁窗写文章、吟诗作对，自得其乐，消遣时光。
创作复苏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文化公安部长”、专对文艺界专政的于会泳一伙跳梁小丑也随着主子江青的落败而作鸟兽散，像铁锅一样沉重地盖在作家和艺术家头上的盖子掀开了，大家重见天日，开始活动起来。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社长给我来信，他们决定重新出版我的小说《清江壮歌》。新版《清江壮歌》开印就是二十万册，中央广播电台、天津、四川、武汉的广播电台先后全文联播，一时颇为红火。四川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我的短篇小说集《找红军》，也很流行，还有几本连环画书出版。我因偶然从旧稿中翻出一篇《视察委员来了》的油印残稿，加以补写和修改，取名《破城记》，被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作为创刊号头篇发表，听说文学界反映颇好。我想这样的故事我在西南联大就写过几个，要恢复和重写对我来说驾轻就熟。于是我动手续写，这就是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夜谭十记》，他们也是一印二十万册，不久又加印一版。
（摘自《百岁拾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版，定价：6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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