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俄罗斯外交政策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在俄罗斯，越有个性的沙皇或最高领导人，其外交也越有个性。
彼得一世外交所显示出的非凡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彼得大帝天才的直觉能力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方法与时机的选择上则是实用主义的。他从不迟疑地放弃失败实验，而改用新解决办法”。彼得组织超级使团出访欧洲诸国时，一度想利用他的欧洲之行，建立反土耳其同盟，以完成他的南下计划。但是，他很快发现，他的南下计划在当时是无法完成的。因为西欧各国的注意力正集中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上，不仅英国、荷兰、威尼斯、波兰不想与土耳其交恶，就是俄国一贯的盟友奥地利也急于与土耳其缔约，以便腾出手来参加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很显然，彼得如果仍然拘泥于原来的计划就将一事无成。彼得看清了形势，并很快选定了新的对外政策方针，转而开始组建反瑞典的北方同盟，将俄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由为夺取黑海出海口服务转向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服务。彼得外交的果断则源于他坚强的性格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彼得像一股自然力量，能扫除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任何障碍”。他有不惜一切代价，务求达到目的的决心，有不顾一切的劲头和野心。美国的俄国外交史研究专家巴巴拉·杰拉维奇对此评价道：“没有他的领导作动力，俄国也许不可避免地仍要朝它后来的方向走，但不会有这样一种一往无前的势头，而且，就外交事务而言，大概也无法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彼得一世的事业，或许最清楚地说明了沙皇在俄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是起重要作用的。”
叶卡捷琳娜二世外交的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她的知人善任、狡诈和富于创新上。她不仅能够依靠她的情人宠臣夺取王权，而且懂得依靠什么样的人进行统治，懂得需要什么样的外交人才开展外交。她并不喜欢尼·伊·潘宁，认为他“存在许多重大缺陷”。但是，她清醒地知道她需要他，与他共事了差不多20年。在潘宁的影响下，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了不经常地以外国宫廷的愿望为转移，不跟在任何人屁股后面，奉行自己的、符合自己真正利益的新的外交路线。1791年5月，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谢纳克·台梅伦的信中写道：“要领导我总是很容易的，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只要能向我提出比我自己的更好、理由更充分的思想，那时我就会像羔羊一样地顺从。”
除了善于御人外，叶卡捷琳娜二世外交中的另一特色，就是她从宫廷斗争中学到的狡诈。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在自己的日记扉页上写道：“要研究别人，极力地利用他们，不弄清楚之前不相信他们。”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狡诈曾令多少外交高手惊叹。法国外长塔列朗对她外交中所表现出的狡诈十分气愤，他在谈到叶卡捷琳娜二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表现时说：这个统治帝国30年的非同小可的女人，第一个站出来呼吁欧洲所有王室“该是行动起来，拿起武器的时候了”，反对法兰西革命，但她所投入的仅仅是她的仇恨和阴谋。
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外交为俄罗斯外交划出了一个新时代。“叶卡捷琳娜参与了当时的一切重大事件，同当时的一切杰出人物有过交往，同伏尔泰有过长期的通信联系，同狄德罗有过亲切的友谊，最后，从思想、精神甚至道德的观点来看，她所经历的生活，其感受之多样、复杂和丰富是人间少有的”。
斯大林外交则以所表现出的冷酷、灵活与实用，以及其外交手段的变幻莫测，令人叹服。在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希特勒德国的三角斗智中，斯大林巧妙利用欧洲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灵活处理与德国的关系是最鲜明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到德国法西斯上台之前苏联基本上推行的是联合德国反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政策。希特勒上台后，法西斯德国奉行反共反苏政策，苏联被迫调整传统的联德反资战略，开始与西方民主国家建立联系，联资防德。但斯大林在对德的具体策略和新闻舆论上，还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既不过分密切，又不过分刺激对方。
进入1936年，英法对德绥靖已露端倪。斯大林及时调整苏联的外交工作重点，将原来的联合一方抵御另一方的外交策略，转向如何避免西方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德国联手对付苏联，慎重处理两者的关系，奉行骑墙外交，在德国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巧妙周旋。进入1939年后，面对着法西斯德国的威胁一步步逼近，斯大林调整了苏联外交工作的重点，开始考虑与德国改善关系。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布）第18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苏联外交政策的新原则：即保持谨慎态度，决不让那些惯于使他人为自己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把苏联拖入到冲突中去。8月23日，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虽然苏联在条约之外又要求德国附了一个秘密议定书，使条约承载了不道德的因素。但是，如果剔除秘密议定书，单就互不侵犯条约本身而言，斯大林的选择应该是理性的、明智的。
时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的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评价道：“从道德的角度说来，同西方民主国家结盟要招人喜欢得多。然而，无论英国和法国都没有表现出结盟的意思……从国家利益和现实的力量配置情况出发，当时苏联再没有可以接受的选择”，“对苏联来说，缔结条约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迫不得已的步骤，是延缓战争爆发的措施。”这一评价应该说是中肯的。
斯大林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对他而言，“只有目的才永远是最重要的”。基辛格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外交的实践者，对斯大林的现实主义外交有着更为深切的认识，他说：“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且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斯大林外交的实用主义原则绝不仅仅表现在战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也表现出其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斯大林面临的外交局势更加复杂了，苏联能不能在欧洲与美国、英国是盟国，而在太平洋战场是陌路人呢？苏联在继续保持对日中立的情况下，美国、英国会不会停止向苏联交付军需品或拒绝与苏联合作呢？日本人会不会因苏联支持中国抗日或者出于轴心国的要求进攻苏联呢？总之，苏联需要在美、英、日三国两股敌对势力之间寻找让各方满意或者减少不满的平衡，很显然，斯大林的外交做到了这一点。他既保证了苏联东部的安全，又得到了美英的谅解，但是他牺牲了中国的利益。
（摘自《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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