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粒粒再寻常不过的豆子，当它具有政治内涵时，不论是在古希腊、古罗马的兴盛时期，还是在东方古国面临存亡的20世纪，不仅闪现着人类智慧的光芒，而且凝聚着生存与兴盛的力量。今天，虽无必要再赋予豆子什么政治含义，但它的遗产，却不会随着远去的身影而被忘却。在未来，人们还需要从中汲取营养，凝结为推进政治文明进程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
“天天投豆子，日日分黑白”，古人用豆子来记录善行或恶行，以此自我鞭策，这种做法源于宋代。“宋仁宗时曾担任枢密使的赵概，‘少笃学自力’，即对自己要求甚严。他准备了黑白两种豆，做了好事或学业有长进便投白豆，反之则投黑豆，以此督己”。据说他的具体做法是这样的：“赵概的书房里，放着三个盒子。一个装着白色的豆子，一个装着黑色的豆子，一个是空的。一天里要是他做了一件好事，或者有一个好念头，他就从装白色豆子的盒子里取出一颗白色的豆子，投到空盒子里去；要是做了一件坏事，或者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他就从装黑色豆子的盒子里取一颗黑豆的豆子，投到空盒子里去。到了晚上，他把丢进空盒子里的豆子倒出来，数数白色的豆子有多少，黑色的豆子有多少，用这个办法，来检查自己在这一天里有多少过失，有多大长进。”
朱熹也注意到这种办法，他认为人有许多不必要的思虑，可以用投豆法解决。他说：“前辈有欲澄治思虑者，于坐处置两器。每起一善念，则投白豆一粒于器中。每起一恶念，则投黑豆一粒于器中。初时黑豆多，白豆少。后白豆多，黑豆少。后遂不复有黑豆，最后虽白豆亦无之矣。然此只是个死法。若更加以读书穷理的工夫，则去那般不正当的思虑，何难之有。”他指出了两种不同的境界，先让善念占上风，下一步是让心思一片清静，无恶无善。但他认为这都是被动的，他主张还要用读书穷理的积极办法，才更容易清除邪思杂念。
“学古人投豆之法，以黑白二豆分善恶”，后代不乏仿效之例。与以往个别的、分散的事例不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豆选被发扬光大了。据说开国大典前夜，政协投票选举中央政府组成人员，主席台两侧悬挂两幅根据地的作品，其中一幅就是1948年彦涵创作的木刻《豆选》。“人民程度不够，不能实行民主”，古今中外多少的执政者总是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来抗拒民主。中国共产党推动的豆选揭穿了这个政治谎言，让占人口大多数的不识字的人也能参与民主选举，表达自己的意愿。
豆选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一个亮点，曾被广大人民喜爱、传颂，并通过外国记者、学者的报道和记述而声名远播，它也铭刻在一代革命老前辈的脑海里，闪烁在至今犹存的文艺作品中。
豆选·影片
电视连续剧《沂蒙》描述的故事发生在1938年沂蒙山区一个叫马牧池的小山村。在第33集中，八路军要建立边区政府，也要选村长，其中有个场景就是豆选村长。候选人有两个：于宝珍和继善。结果于宝珍比继善少得了一粒豆，落选了。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曾经亲眼见过豆选，其中一些身怀才艺又颇有见识的人，把那种场面用画笔、刻刀进行了艺术加工，或者用照相机真实地记录下来，使我们今天能欣赏到那些木刻、年画、摄影，读到有关的诗歌、小说、散文。文艺作品是现实的升华，它们栩栩如生地印证了散落在各地党史、地方志里尘封的往事，豆选就这样沉淀在我们的文化里。
豆选·木刻
彦涵的木刻《豆选》创作于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冬，他从陕西到了河北，1947年土改运动中，他任河北省获鹿县大河村工作组组长。根据那时的亲身经历，他创作了《豆选》等作品。彦涵回忆到，那时他作为土改工作组组长，要让农民们自己选出自己的干部，可是农民不识字，有人就想出了让大家往候选人碗里投豆子的主意。第一次自己选干部，农民们不习惯，嘻嘻哈哈的。但是彦涵说，那最初的民主意义非比寻常。新中国成立后，《豆选》被彦涵重新画成大型油画，被全国政协收藏。
画面中，一位妇女弯着腰，正在小心地捡起地上的一颗豆子。1953年，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提到这个拾豆的细节，他认为这表明那个妇女不愿牺牲这一票的权利，显示了选民热情严肃地对待民主权利。同时，这样的细节也反映了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本质特征，为作品增加了光彩。对于这幅作品，王朝闻从艺术鉴赏的角度做了更详细的说明：“在一个宽敞的院落，（这很可能是土改没收的地主庄院，在当时常常作为村民集会的场所）……白发苍苍的老者，手拄拐杖，颤巍巍地来到选举的地方，边走边瞧着手中的豆子，这是一个复杂深刻的形象……一个农民不小心将豆子落掉，又小心翼翼地捡起，关注的神态和认真的动作，无疑流露出内心的感慨。豆子虽小，意义重大，一颗豆子是一个选民的心声。”
这幅木刻备受赞美，如今人们仍然看重《豆选》的价值。2008年，一家拍卖公司得到这幅作品，拿去拍卖。这幅尺寸29×37厘米的作品，估价3万至4万元人民币。其简介中说，“当彦涵看到中国农民在不识字的情况下利用‘豆子’进行选举时，感到这是对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所进行的最有力的挑战”。
豆选·年画
豆选这种简便的办法，能使占人口多数的弱势群体参选，所以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中华女性长期以来是弱中之弱，她们被包括进来的时候，更显难能可贵。
顾群1946年到了解放区，以河北选举为题材创作了《豆选》年画。这个投票场面很热闹，也很祥和。男女老幼都来了，会场上还布置了“为人民服务”等标语口号。画面的左后方像是入口，人们在那里排队领豆子，然后依序走上前来投票。画面中央，一位妇女正在弯着腰，小心地把豆子放到第二个碗里。碗上蒙着白纸，中间小黑点的地方其实是个洞，豆子从小洞投进去。这个碗对应的第二个候选人似乎也是位女性。一个男人在等待投票，他两手摆弄着豆子，左手掌心里有多颗豆子。据此推测，这次选举时，村民要给多名中意的候选人碗里分别投豆。他后边一个女人抱着孩子，像是也在等候投票。左前角一个老人领着个小男孩，在注视着人们，他们能看到谁投了谁的票。画面右边有个人站在凳子上，指着板子上的人名，向来人说着什么，也许是在介绍候选人。
豆选·故事
除了画，还有很多文学作品也是以豆选为素材的。
1943年，赵树理创作的著名的《李有才板话》中有一段精彩的故事。它以现实为素材，生动地反映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农村选举的情形，描述一些人一心想操纵选举，变着花样做手脚，利用选务上的空子作弊，以达到自私的目的。
抗战期间，阎家山村改选村长，大家先提出三个候选人，然后用投票的法子从三个人中选一个。投票的办法，因为不识字的人很多，可以用三个碗，上边画上记号，放到人看不见的地方，每人发一颗豆，愿意选谁就把豆放到谁的碗里去。
阎恒元长期掌握村里的实权，刘广聚是阎家的理想人选。阎恒元的儿子阎家祥是教育委员，本来打算趁大部分人不识字，在写票的时候做手脚。现在要豆选，那一招不行了，他们就在碗上做点手脚。家祥把一个红碗、两个黑碗上贴了名字向大家声明，“注意！一会把这三个碗放到里边殿里，次序是这样：从东往西，第一个，红碗，是刘广聚！第二个是马凤鸣，第三个是陈小元”。说罢把碗放到殿里供桌上，然后从东到西每人发了一颗豆，发完了就投起来。一会儿，票投完了，结果是马凤鸣52票，刘广聚88票，陈小元86票，刘广聚当选。
刘广聚当选村长后，想法子打击对手。县里指示成立武委会和民兵，需先选派一个人去县里受训，这不是个美差。于是他就又搞了一次豆选，推了三个候选人，包括对手陈小元。投豆子的时候，家祥和农会主席得贵两人“暗暗抓了一把豆子都投在小元的碗里，结果把小元选住了”，小元被送去受训。
如今，赵树理和边区都已成了过去，但是当代人仍然不能忘怀那些事情，还不停地描写和传颂着豆选。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各地民主建政和各地普选人大代表，豆选等选举办法相当普遍，也成了文艺作品的一个丰富素材。
有篇作品描写好干部焦裕禄召开贫雇农会，组织农民选贫农团。他对大家说：“谁能为贫雇农办事，带领大家闹翻身，就选举谁当头头。”“在关帝庙的广场上，参加贫农团的几位贫农，每人都领着几户贫雇农户主，先后来到关帝庙前的广场上，各人找一个位置坐下，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工作队的同志在维持着会场的秩序……焦裕禄把前一天参加贫农团骨干会的十多位老贫农作为候选人，让他们排成一行，面朝一个方向，就地盘腿而坐。张二亮在每个候选人背后各放一个碗。会场当中一张破桌上，放着一碗黄豆。参加会议的贫雇农每人捏一粒黄豆，从候选人背后走过，把黄豆粒丢在自己最信任人背后的碗里。丢豆结束后，焦裕禄面对群众揭晓：数刘长春背后的碗里豆粒最多。焦裕禄宣布：刘长春当选为贫农团主席，其他都是委员。”
以豆选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流传至今，成为民族群体记忆里的美好回忆，豆选之所以受到人民的喜爱，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社会，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权被少数有文化、有权力的精英包揽了，成为维护少数当权者利益的工具。豆选成功地给予人民冲破文化局限和政治局限的机会。一粒豆，就是一张选票，它表达的是一种民主的精神，它使广大不识字的群众有了参与政治的机会，能用手中的选票表达个人的意见，让人民有了当家作主的机会。
（摘自《豆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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