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有点白发宫女说开宝遗事的意味。写出来，是希望给后来的人，提供一点往昔岁月的参考资料。
一位80后青年看罢此文给出两句评语，一句是，“那个年代未免有点恐怖”， 另一句是，“你们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青少年时期简直就是一群傻帽”。
右 派
——一个被拴在树上受辱的人
是1966年或1967年的事。在我们小学校操场边的槐树上拴着一个人，绳子一头拴在树上，另一头拴在那人反剪到背后的两只手上。
操场边围着一大群人，多是十二三岁的学生，中间也有几个大人。大人在那里呵斥着被捆缚的人“老实交代反党罪行”一类指令，孩子们则向那被捆住的人掷石块、吐唾沫。
被捆着的人像头牲口似地闪避着。他浑身污秽，脸上有陈旧的血痂和新鲜的血痕，眼里充满了哀哀无告的痛苦和凄楚。
我至今不明白，乡亲们为什么把定做右派的人叫做“打成”右派（把反革命分子也称作“打成”反革命）？在那时的斗争会上，对地主、富农一般都称做“斗”，斗地主，斗富农。而对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则称做“打”，即打右派、打反革命。事实上，地主、富农、右派、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统称地富反坏右）在斗争会上都是要挨打的，为什么在称谓上却不同呢？“斗”与“打”，内中应该是有历史演进成分的。
我的那位叔辈，算是我童年“亲眼目睹”的唯一右派。后来听说摘帽了，平反了。据说平反之后成了家，自家开了个小店，日子过得还行。
“万岁”与“打倒”
——一位喊错了口号的老师
万岁与打倒，怕是“文革”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
“打倒”的面很宽，上至中央的刘少奇，下至生产小队长。“万岁”则是专用，多为“毛主席万岁”。我在1974年底参军之后，军营里士兵发言最流行的话便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会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会认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可见“万岁”一词，对一代人濡染之深。
教过我的一位姓罗的小学老师（他小时生牛痘留下一脸痘疤，俗称“麻子”，乡亲们当面叫他罗老师，背后叫他罗麻子），管学生很厉害，吼一声会吓得我们小老鼠一样不敢吱声。“文革”初起时他是造反的积极分子，据说是他第一个在批斗会上扇了校长的耳光。就是这样一位威风八面的人物，在参加县城里的一个什么辩论会上，领头呼喊口号，一激动把“打倒刘少奇”吼为“打倒毛主席”，全场震惊，立即就上来一群人把他打翻在地，作为现行反革命监禁看管。大约半年之后这位老师再回学校时，神情萎顿得像换了一个人。
1978年之后的中国开始重视经济建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人的思想也逐步从个人迷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上实事求是的轨道。回首往事，赞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我个人认为小平的首功，是让中国人告别了“万岁”，抛弃了“打倒”。
工 分
工分这个名词的含义，现在的青年怕是不知道了，然而在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之前，中国农民的劳动计酬是以工分形式实行的。
我所在的生产小队，一个男劳动力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一整天计10分；如果承担犁田、挑粪一类重体力劳动，则可计到12分。一个女劳动力，如果从事的是和男劳力一样的工作，可与男性记同等分，若从事工作较轻，一般情况是一天记8分。而十三四岁的儿童算半劳动力，劳动一天可得4～6分。那时，一个劳动日（10分）一般值两三角钱，高的可达七八角，低的只值七八分钱，当时形象的比喻是不够买一盒经济牌香烟，这种香烟一角钱一盒。
变 天
——个敏感的天气词语
我家邻居是个中农成分，或许是土改时家有几亩薄田。中农在那时是团结对象，不是依靠对象。而我家是贫农，在我幼小的心里是很有优越感也很有警惕性的。邻居老太太夏天在院子里晒柴火或衣服，常常看看天空说“怕是要变天呢”，我听见便很惊骇，觉得老太太说“变天”这个话，太大胆了。那时脑子里也不知怎么就装了一个“变天就是要改朝换代”的印象，因此每当两家发生口角时，我都产生过要揭发邻居老太太说“要变天了”的念头，但大概还是觉得邻居老太太并没有什么“变天”行为，说“变天”也仅仅是指天气，终于没有向队里的造反派揭发。但“变天”这个词却印象很深。现在爱人回家说“要变天了，把外面晒的衣服收回来”，我总会开玩笑说：“你说要‘变天’了？当心打你一个‘反革命’！”
无名英雄
——一次兴奋而没有效果的劳动
记不清具体年代了，反正是“文革”期间的事，有一段时间生产队里突然流行过一阵“无名英雄”的风气。最初是生产小队长在社员会上介绍了邻近第三生产小队（我所在的是第一生产小队）的群众觉悟很高，晚上不睡觉把集体的旱田都翻挖了。我的故乡属川北浅丘陵地貌，稻田分为两种，一种是成年蓄水的，叫成水田；一种是麦收后再蓄上水插稻秧的，叫旱田。旱田一般在稻子基本成熟时把水放掉，稻子收割后，因泥土板结，生产队的耕牛又瘦弱无力，多靠人力用锄头一块块地翻挖并琢碎，再种下一季麦。挖旱田是一件很费力的活儿，而三小队的旱田居然被社员们不要工分黑夜里自觉做了，这思想境界——还能不是无名英雄吗？
队长第一天晚上提示之后，第二天就发现队里也有一块旱田被人挖了。看到那块被人夜间翻挖的旱田，社员们纷纷猜测惊叹：我们队也出无名英雄了！当天晚上队长又组织社员大会，表扬了挖旱田的，说虽然我们还不知道这块田是谁挖的，还不知道该把工分记给谁，但这说明我们队里也有了无名英雄！第三天夜里，队里又有几块旱田被挖，有社员私下也有议论说，昨天晚上谁谁谁看见谁谁谁下地了。晚上队长再次组织会议，说昨天晚上生产队里又涌现了一批无名英雄，还说这天晚上他没有睡觉出去观察，已经知道了一批无名英雄的名字，考虑到这些同志不愿意公开姓名，他只好替这些无名英雄保密。第四天，我和母亲坐不住了（父亲在相邻公社农具厂上班），下午出去看好了一块约半亩尚未开挖的旱田，天黑后便一人提把锄头去挖，整整挖到天快亮时才挖完，而且去挖田的过程中也没有见到其他人。次日发现新增加的被无名英雄翻挖的旱田也就那一块，队长也再没有表扬提及，此后也就再没有出现夜间挖旱田的无名英雄，好在剩下的旱田没过两天也就安排挖完了。
我那时十六七岁，而我母亲是快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居然能被这种“无名英雄”的气氛激发调动起来，可见“左”这个东西，能量够大的。
（摘自《温故·二十六》，广西师范大学2013年7月版，定价：29.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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