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春节越来越淡，特别是新式小家庭，一到春节“新马泰”旅游了，完全没有过春节的意思。春节的风俗绝大部分都已绝迹。春节产生于农业文明和宗法社会，几千年的习俗是以这两者为背景的，上世纪40年代，老北平的社会环境还为农业文明所包围，城市里还保留着一些宗法精神，因此，那时过春节（当时称“过年”）与现在迥然不同，特别是，对于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来说，过年是一年最大的梦想和欢乐。
祭灶——过年的前奏曲
那时过年不是三天五天，而是一个序列，要过完这个序列，大约要一个多月。北平一进腊月就有了过年味儿，无论来客，还是街头邂逅，都不免要问一句，年货准备得怎么样了？商店特别是与“年货”有关的买卖铺都要披红挂彩，提醒人们“年就要到了”。腊月二十三，算是正式进入过年序列，所以这一天又称“小年”，可以说正式过年的前奏曲。这一天最重要的节目是祭灶，俗称灶王爷上天。
灶王爷是一家之主（侯宝林的相声说“说是一家之主，可是户口本上没怹”），平时供在厨房里，简单的就在炉灶上贴一张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双人画像；豪华点儿的，有个灶王爷龛。灶王爷龛的样子有点像前些日子新建的“永定城门楼”。龛的两边写着“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上联有些虚夸，平常很少有给灶王爷磕头的，这也有道理，既是一家子，何必那么多礼？下联多少有点写实，灶王爷离灶火近，点香很方便，所以灶王爷像前常常是香烟缭绕。有的还供上一杯清水，平日烟熏火燎的，灶王爷也需要清水润一润。进了腊月，灶王爷的待遇明显改观，这时家家都要买些糖瓜，恭恭敬敬地供在灶王爷面前，勤快点的还要换一副新对联：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腊月二十三的夜晚，灶王爷要回天庭、向玉皇大帝汇报去。汇报内容是其所主持的一家子的善恶功过。本家希望灶王爷能在玉皇那里多为自己美言几句，嘴甜些，所以在其上天之前要上供糖瓜，说穿了也是一种贿赂。国人对待鬼神有些像对待贪官，总认为多上供、实行物质鼓励就会给自己带来好处的。
汉族风俗是“男不拜月（中秋节不参与祭祀），女不祭灶”，因此，恭送灶王爷上天是男人的活。二十三的晚上，天黑如漆，把供桌搬到院子里，上面供着北平月饼的四大样——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自然也少不了粘嘴的糖瓜。父亲穿上簇新的长袍马褂，把一捆芝麻秸儿，分成三脚架状，立在地上，上覆以柏树枝，把灶王爷龛放在上面，再撒上些料豆（这是给灶王爷坐骑吃的黑豆），从下面点火，然后三跪九叩。芝麻秸儿含油易燃，燃烧时料豆和秸秆一起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柏树枝儿放出一阵阵清香。灶王爷上天了。然后演奏国人过年特有的音乐——鞭炮齐鸣，它告诉我们新春就要开始了。这是北平民谚中说的“二十三，糖瓜粘”。
办年货
那时过年（从三十傍晚到初五）除了戏馆子外，一切买卖铺都要停业休息，因此过年吃和用的东西都要年前准备好，这叫“办年货”。对小孩来说，新年准备期办年货是最开心的事儿，孩子可以向大人正式提出自己的要求，北平民谣说到过年有“闺女要花儿，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的句子，这都是要主妇操办的。另外，每天都会有新东西进门，有好吃的、好玩的，还有过年才得一见的（如“灯儿节”得用走马灯）等等，这些都足以刺激孩子们过年的热情。办年货时，我常跟着去，这是一乐，不能放弃；即使不能去的，待买进门后也要仔细查看。
办年货包括买各种新年的吃食、用具以及祭祀用品。那时，除了信仰洋教的（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和回民，北平人一般家里都有个神位，或供祖先，或供仙、佛。家境稍好点的，要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作为“家庙”（供祖先）或佛堂。
那时我们家要定两堂供品（佛堂和祖宗各一份）。饼饵主要是蜜供和上面说的自来红、自来白、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四种。一堂蜜供是四个，每个高约二尺多，其状如小型西安大雁塔，用蜜供条叠搭而成。四种月饼从大到小，顶上做成桃形，最下面月饼的直径有一尺左右，这四种合成一堂。供品并不怎么好吃，只是个应节祭品。俗话说“心到神知，上供人吃”，两堂供品在撤供之后也是分给大家吃了。供品中还有四碟鲜果，大多用晒出“福、禄、寿、禧”字的苹果。为了与蜜供、月饼的高度一致，鲜果要放在“豆”中，这是一种高脚的盘子。古代有个席地而坐时期，豆是那时餐具。后来作为祭器用，显得有些古雅之气。
过年的操作阶段
“二十四，扫房日”，除了洒扫庭除，有的还重新刷墙糊顶棚。那时顶棚大多是纸糊的，一年的烟熏火燎，保护好的也要发黄，因此家境稍好的都要挑了顶棚重糊，室内室外，焕然一新。个人也要洗澡剃头。
二十四以后，家里忙活的主要是制作储备食品，这也很吸引孩子注意力。小孩跑前跑后，里外查看有什么新吃的出炉。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许动刀子，这几天的吃的都要年前做好。蒸制面食品有许多花样，如做个蝴蝶、金鱼、小耗子等，再涂以颜色，虽然味道与馒头没有什么区别，但孩子不这样看，刚一出屉，便抓来吃，也不怕烫，而且觉得分外香甜。
除夕——诸神下界
当朝阳在脸上晃来晃去的时候，我才醒。“大年三十了，还不起？”母亲的叫起，我突然意识到，盼望已久的“年”终于到了。这一天要穿新衣服，孩子尤其如此，因为他是大人的脸面。虽然我只有四五岁，但作为长子也要穿棉袍，过年要见面行礼的，穿短衣太过随便。北平人认为穿长衣服是有礼貌的表现。比如挑水夫送水，进入院内，都要穿到膝盖的茧绸大褂（太长不便干活），因为院内可能有妇女走动。我穿着湖绉面里外三新的棉袍，母亲不让去放花炮，怕烧了衣服。我只好在小院里跑来跑去。或看看厨房里做了什么好吃的，看送水、送财神和要账的。
那时小院里已经有了自来水，但习惯上总觉得甜井水好喝，还让挑水夫送水，自来水只用来洗涮。三十这天一定要把大小水缸装满，水象征着财，多多益善。这天频繁拍门多是送财神的，干这事的常常是穷家小孩，靠财神挣点小钱。这些孩子在大门口高喊：“送财神爷喽！”主家也烦，可是谁能说“去、去、去，不要”呢！那不等于拒绝财神爷光临吗？于是，不论谁来都是给一两个铜板留下一张。
要账的多是买卖铺的小徒弟。那时北平的买卖大多是赊购，特别是离家近、卖日常生活用品和吃食的铺子，很少现金交易。（这种信任是多年培植成的，一旦破坏，很难恢复），最后结账在大年三十。
三十这天该店里小徒弟穿得干干净净，到各家催账。他们站在主家院子里，不进屋，高声说“今年小店的买卖不好，向您老拆兑俩钱，请您务必多关照”。实际上小徒弟往院子里一站，主家马上就会说，告诉你们掌柜的，我这就去。不必等小徒弟说完那段套话。
下午开始剁馅，准备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那时北平人吃“观音素”的很多，每月初一、十五和观音菩萨的生日要吃素。这顿饺子就是素馅的。
傍晚，随着外面的鞭炮声的密集，预告“年”真正到了。这时人们忙着往院里洒祭灶时买的芝麻秸，我穿着新棉鞋尽情地在上面踩来踩去，发泄着人性中固有的破坏性，美名“踩岁（碎）”。天完全黑了，大人在院子里设好祭桌，准备迎接灶王爷回家。据说灶王爷“回宫降吉祥”时要带领天上诸神而来，所以母亲嘱咐我，大年下不要胡说，诸神下界，说什么神仙都听着哪！母亲小声附在我耳朵上说词，让我感到庄严与神秘，不吉利话不敢说，真有动辄得咎之感。本来迎财神爷是初二的事儿，传说初二是财神赵公元帅的生日，北平人上财神庙进香也是正月初二。可是人们为了省事，再说三十已经有许多财神码（当时称印在纸上的神像都叫“码”，如“灶君码”）。于是就把“迎财神”与“迎灶王”的事儿一块办了。
大年初一头一天
迎神之后，除夕已过，严格说就到了“大年初一头一天”了。这天的第一件事是到“前门洞”（正阳门与箭楼之间的瓮城）烧香。正阳门（即前门）楼两旁各有一个袖珍小庙，东边是观音菩萨，西边是关帝。前门离我家不远，但到这里也已经人头攒动，有成百上千的人了。上香之前先要摸一下正阳门的门钉，据说可以消灾祛病。那些与人齐高的门钉被摸得锃光瓦亮，与高处乌黑门钉对比鲜明。拜完关帝，再拜观音菩萨庙。从前门回到家里已经夜里两三点了，这时全城的鞭炮渐稀渐疏，大有“偃旗息鼓”之势，因为各家都忙着给老人拜年和吃大年初一的饺子了。我们也是这样，父母坐在供祖先牌位桌子的两边，孩子穿好了长袍向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于是父母拿出红包，一般是一块现大洋，或五个有蒋介石头像的镍币，其购买力相当现在60～100元人民币。然后一家吃素馅饺子。
孩子过年的精神头比大人足，大多要“三十晚上熬一宿”，大人如何劝也不管用。那时没有电视，孩子干什么呢？大多是提着灯笼在大街放花放炮，或在屋子里玩“升官图”，比赛看谁能从小科员一直升到大总统。
其他年事
初二这天是到财神庙进香。财神庙在广安门外三四里地的六里桥，名为“五显财神庙”（现在的中华书局附近）。这里有“借钱”习俗。所谓借钱就是庙里的道士把用金箔银箔叠好的元宝散给香客，带回家，香客拿出点香火钱回敬。
初一以后还有两个“灯节儿”特别被看重，一是初八，一是十五。古人认为妖魔鬼怪都以黑暗为寄身之处，点燃灯火，自然有驱魔和祓除不祥的功效。每到灯节，母亲用彩纸（主要是黄、粉、绿等颜色）捻成中间细如纸绳，上下有个啤酒瓶盖大小的灯台108盏，蘸上油，从室内一直散播到门口，还有窗台、灶台、自来水管等地都要放上这小小的灯台，然后点燃，不过要有人盯着，避免着火。十五的灯节就更热闹，走会的，玩灯的，一拨一拨的，让小孩不知追哪拨好。
灯节，我更喜欢悬挂在客厅的走马灯，一开大灯（也可用蜡烛，但得有人看着，太麻烦），唐僧师徒四人以及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小龙女等围绕着灯转了起来，这个简单的装置能够引发我痴想：是谁在推动它呢？
（摘自《一蓑烟雨任平生》，重庆出版社2013年8月版，定价：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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