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落花生的女儿

    作者在八十岁高龄写下了《我是落花生的女儿》，但她和父亲许地山在一起的时光只有八年。她说：“1941年8月4日，我的父亲许地山去世。如果上帝允许，我希望时间永远留在前一天。”父亲的慈祥永远留在一个八岁小女孩的心底。

    香港的家

    爸爸因争取国学研究经费，和燕京大学校董会意见不一，被校长司徒雷登解聘，经胡适推荐去香港大学任教。

    一块儿去的有七人，爸爸、妈妈、哥哥、我，袁妈和刘妈，还有外祖父的那位姨太太。她被送到周家时，我母亲才一岁多，我们称她婆婆。袁妈和刘妈两人在我家是舒畅的，她们照顾我们兄妹也好几年了，互相都舍不得，所以她们毅然离开了京郊的亲人，随我们南下了。

    到香港时，哥哥四岁，我两岁了。袁妈那时48岁，管做饭；刘妈36岁，管卫生。婆婆那时56岁了，她没有任务，有时绣花。我家客厅的大靠垫上，绣的都是我爸爸读书或教书学校的校徽，全部出自婆婆之手，好些还绣出立体的花纹，真不愧为湘绣的传人。

    妈妈到香港后，没有到社会上去任职，除了协助并参加爸爸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外，就是育儿和理财治家。她是数学系毕业的，理财治家自然是她的强项，也是爸爸的弱项。

    妈妈育儿有一套科学方法：我们放学回家，喝一杯水就得坐在书桌前。我和哥哥的书桌是对着的，妈妈坐在中间就像排球裁判那样，监督着我们二人做作业。学校留的作业不是很多，做完了就开始上妈妈教的中文课。因为我们上的都是英制学校，中文课相对较少。读书、背诵和作文是主要内容。作文写好后妈妈修改，改好了再抄一遍，我们还得把改过的作文背下来。背错一字得挨一下手心板子。哥哥聪明，一看形势不好就赶紧认错，所以他挨打很少。而我则死犟不服，气得妈妈连打带拧。打痛了，我就张嘴大哭大号。我知道妈妈怕邻居嫌吵，最恨我号叫，我偏偏就号。我有两颗乳齿就是妈妈拿毛巾堵我嘴给塞掉的。

    爸爸不赞成妈妈的教育方式，有一天早上他们二人在客厅为此吵了一架，妈妈还打了爸爸一下。爸爸生气地上班走了，我吓得噤若寒蝉。妈妈哭着说都是为了我。直到中午在饭桌上，我看他们又和好了，我压抑了一上午的心才放松下来。

    妈妈很少有吻我、抱我的亲昵举动，也几乎没和我们玩过。说实在的，我挺怕她的，我们家里是严母、慈父。

    天崩:爸爸死了

    爸爸猝然死在家里了，那是1941年８月４日下午2点15分。

    暑假期间，爸爸总要到新界青山上的寺院里去住一段时间，安心写他的《道教史》。这次，他回来已几天了。回来的那晚，他冲了个冷水澡，睡觉又受了风，感冒发烧，躺了一天，已经退烧了，还在家里休养着。这天，妈妈出去给他买东西，袁妈、刘妈正管着我和哥哥吃午饭，爸爸出来到饭厅拿走一沓报纸。袁妈说：“您别看报，还是睡午觉吧。”爸爸说：“我不看，我把报纸放在枕头下面才睡得着。”他总是爱说笑话。之后他就回卧室去了。我们饭还没吃完，妈妈就回来了，她拿着东西径直去了卧室，忽听到她大喊一声，叫着：“快来人！怎么啦！”我们一起奔到她那里，只见爸爸面色发紫，躺在床上没有反应。也不知谁说了句“快请大夫”，哥哥拔腿就跑下楼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到了胡惠德医院，哥哥就大喊：“我爸爸快死了，你们快去呀！”护士长原来都很熟悉的，慌慌张张拿了药械跟我们跑到家里。那天中午院里没有医生，护士没有权力给人治病。她一手托着爸爸的上臂，一手拿着注射器，头颈转过来，对身旁的我妈妈连声说：“你负责啊！你负责啊！”妈妈攥手在胸前点着头，也连说：“我负责，我负责。”针打下去，爸爸长哼了一声，就像睡熟一样了。

    我和哥哥被领到房门外，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出来，哥哥一下扑上去大哭大喊：“爸爸死了呀！爸爸死了呀！”妈妈张开胳膊搂着他说：“不要紧，还有我哪！”事后，妈妈回忆说，爸爸晴天霹雳似的一死，她脑中一片空白，听见哥哥哭喊，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顿时清醒镇定。这一幕，我记得特别清晰，终生不忘。

    第二天上午，灵堂已布置好了。宋庆龄昨天就送来的大花圈放在中间，两旁都是花圈。第三天中午盛殓，是西式棺木，板子很薄。灵堂里站满了人，我扶着棺材沿，我知道以后就再看不见爸爸了，专心致志，目不转睛地看着，直到他们盖上棺材板，拧上螺丝。随后，棺材就被抬去了香港大学的大礼堂。

    大礼堂里面、外面挂了许多挽联，一副挨着一副。我转着脖子四面一看，只看懂也只记住了两副，一副是“赤子之心”，一副是“若是有人喊救救孩子，就请去问问先生”。

    爸爸下葬后，开过追悼会，丧事就算办完了。妈妈出去工作了，顶起了天。朋友们叹为观止，说：“哎呀，许太太真了不起！”四个月后，香港沦陷了。

    记忆中的爸爸

    妈妈监督我和哥哥读书，或清算我俩的错误，都是在爸爸下班回来之前。爸爸一进门，马上“结业”，我俩就像放飞的小鸟一样聚到爸爸身旁，快乐无边。爸爸大概不会打听我的“劣迹”，就是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嫌弃我，因为他喜欢孩子，而且见孩子都喜欢。公公说他是“孩子头”，妈妈说他“不分大小”，的确，我们和他一起玩时，一点儿也没觉得他已是四十大几的一位长辈。

    抗战时期，香港是沦陷区与内地的交通要道，常有些亲戚好友路过暂住。小客人也常有，我们就成了伙，跑呀，蹦呀，玩捉贼，玩捉迷藏……爸爸总是自告奋勇当捉人的。 “小俘虏”被他举得高高的，大家就一哄而出，围着爸爸拽他的衣服，攀他的胳膊来救“小俘虏”。喊声、叫声、笑声，吵得热闹非凡。他在释放“小俘虏”前，必须尽情亲吻一番。他留着三撇胡须，挺扎的，凡被亲的，都两手捂着腮，以做抵御。有时到朋友家去，门一开，那家的孩子们一看是我爸爸，就会一拥而上，欢呼嬉笑，比圣诞老人来了都高兴。大人们自然有正经事要谈，但爸爸一定会提前抽身出来，和孩子们“疯”上一阵。

    寒假暑假，爸爸在家里的时间多，他教哥哥下棋，跟哥哥讲时事。至于愚顽不通窍的我，他也会发明些玩法来哄逗。他把背心撸上去，光膀子躺在竹席上，告诉我每个痦子、每个疙瘩都是电铃机关，一摁就有反应。我看那两粒奶头倒真像两个门铃，一按，他就发出叮咚的声音，再摁别处，他就发出另一种声音，高高低低，也有好听的，也有怪声的，惹得我咯咯直笑。也许摁了一下，他就会猛地坐起来，捉住我亲嘴，我捂着腮抗拒，他说谁叫我摁了“亲嘴”机关呢。他还张开嘴叫我看，说：“你看我的上腭是平的吧！你舔舔你的上腭。”我听了，舔舔，他说：“不平吧，要想长平就得多亲嘴。”我信以为真，只好挤上眼睛让他的胡子扎。

    冬天，我和哥哥爬到他床上，要他给我们“演戏”，他总是应允的。他把照相机的三脚支架支到床上，蒙上床单当剧场，再在床上放一个小盒子当桌子。我和哥哥盘好腿坐在一边，爸爸也盘腿坐在对面，他说“哐哐”就开戏了。上场的就是他的两个大拇指，虽然这两个“演员”只会点头和摇晃身躯，但“配音”很出色，“文武场”也很热闹。常演的剧目有《武松打虎》《岳母刺字》《乌盆记》等，直演到妈妈催我们睡觉去才散场。几十年后，我第一次看京剧《乌盆记》，就觉得像看过，细一想，恍然大悟，是爸爸的拇指戏演过。

    爸爸还真有艺术的天赋，有一年圣诞节在合一堂开联欢会，爸爸表演小脚女人打高尔夫球，博得全场叫好，大家笑得前仰后合。他会吹笙，还会唱闽南戏。爸爸也写过许多歌词，有时候也自己谱曲。那时我家有百代公司的好些唱片，唱的都是爸爸的作品。我只跟唱片学会了一首《纪律》，歌词是：“在上学以前，床铺要叠起，在讲堂内里，文具要整齐，所做不苟且，件件合条理，那就叫做有纪律。如果事事都能如此，将来服务才有效率，可爱同学们大家齐努力，一切行为守纪律。”爸爸的歌主要是给学生、孩子们写的。

    夏初，在家里的顶棚上乘凉，也是我们和爸爸的快乐时光。他给我们讲故事，讲天文地理，古今中外，林林总总，随口道来。没准儿还是他现编的。他也教唐诗，我记得他教我认北斗星。我不记得爸爸对我们有正正经经地说教训话，大概都是通过这些故事、谈话，潜移默化地把他的思想、观念传递给了我们。等我人到中年，有机会读父亲的作品，发现他阐述的人生哲理，我完全能接受，他笔下的人物和我的思想感情也能融通相契。

    爸爸和劳苦大众没有一点儿隔阂。他带我们坐电气火车去郊游，上了车，爸爸就不见了。妈妈说，他上火车头和司机聊天去了。等我们下车，爸爸才与我们会合，司机还探出身子来和爸爸挥手告别。端午节看龙船比赛，也是妈妈带着我们，远远看去，爸爸在岸边和船工们在一起。他跟挑担子上山来的卖菜婆、卖蛋婆也能聊得开心。家里也常有人来找爸爸，我们管这些人叫“求帮的”。爸爸妈妈总是尽力满足他们。记得只有一位，爸爸没帮助他。那个人来了就对爸爸说英语。爸爸很生气，说中国人和中国人，为什么要说英语，请他走。那人在院子里还冲我们楼上大声又说又喊，还是用的英语。爸爸从窗子里训了他几句，就走开了。爸爸说，他最恨这种拿外国话抬高自己的人，也就是仗着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人。有位台湾青年要到香港邮局工作，而邮局要求有人担保，其实爸爸过去并不认识他，也爽快地给他作了保。这人就是后来台湾政界的“大佬”谢东闵，20世纪80年代，他还托人带了张照片送给我妈妈，向我们问好。

    爸爸和他学生也很亲近，常有学生到家里来，每年还会在我家举办一两次“游乐会”。头几天全家就忙起来，制作游戏道具，准备奖品，布置会场，还要做些点心之类，学生们来都玩得很开心。每学年，他们要公演文艺节目，也到我家来排练，爸爸还给他们当导演。

    一般说，爸爸总是面带笑容的，但他也会发脾气，挺凶，打过哥哥一次，因为哥哥弄坏了他的宝贝台湾兰花，打完还问哥哥痛不痛。打过我四次。有一次是迈克上楼来玩，我无意中用棒子打了迈克的脑袋，迈克大哭。爸爸闻声过来打了我几下，我觉得挺冤的，就记住了。另三次挨打大概是罪有应得，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但有一次打得重，用鸡毛掸子在我胳膊上打出了一道紫棱。妈妈拉着我去，撸起袖子向爸爸“问罪”。爸爸冲我做了个怪相以表歉意，把我逗笑了。

    爸爸死时，我只有八岁多，又愚昧不开，若是老天能再多给我几年和爸爸相随的时间，我对爸爸的记忆会更多更广，受的教诲也会更深更切。也许是爸爸给我的基因传递，抑或是耳濡目染，后天学来，爸爸的乐观豁达，仅这一点就是最大的宝藏，支持了我的一生，润色了我的生活，受用未尽。

    （摘自《我是落花生的女儿》，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10月版，定价：39.8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