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过他（小崔）提起过一个梦。
‘我做过一个梦，梦到像白洋淀一样的地方，和朋友们在船上，能听见船桨划过水波的声音，还有水鸟从耳边掠过。’
然后他醒来，发现自己睡了三分钟。
他是一个在这个时代里，在这样的夜里，一直醒着的人。
我只希望他能拥有那个只有水波和飞鸟的、宁静的内心世界。”
——柴静写小崔的文章《孤独是一个人的骨头》
年会“福利”
（央视）评论部每年的年会，最大的“福利”，其实是他。
他主持的联欢环节，不是亿万观众的共享，而是给几百个南院兄妹开的“小灶”。
“我们”的小崔，比其他场合放松、喜悦、尽兴。
什么“病人崔永元”，外界厚厚的粉刷，在此时纷纷飘落。
在这里，他就是一脸坏笑、没有坏心眼的同事。
他是解压阀，是黏合剂，为南院员工撑腰，奚落调侃领导，举重若轻，话中带刺，领导也不愠怒，甚至殷勤地配合着。
年会如果没了他，就失魂落魄，只剩下了瘦削的骨架。
一年年会，小崔张口说某女领导是“豆腐嘴”，下面人面面相觑，心想小崔别真接着说“刀子心了”让女领导没面子，没想到小崔不慌不忙说：“冻豆腐心。”
还是年会，他请来罗大佑，大家一起唱《光阴的故事》。
罗大佑对着话筒说：“小崔，不怕，我也抑郁过，不是我们有病，是这个时代有病。”
我们盯着台上罗大佑晶光闪烁的双眼，有人说，看到小崔热泪盈眶。
那一刻，大家在心中彼此拥抱。
交集
他的公司叫“清澈泉”，他说是要打造一个心灵纯洁的集体。
严格说，他现在已经不是“南院人”，而是“清澈泉”的大管家。
老六评价说，“清澈泉”听起来像夜总会的名字，但其实是个“可以不用提防，不用担心不交货或者不给钱”的公司。
小崔的“清澈泉”公司已经成立若干年，早就在外安营扎寨。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南院西配楼三楼，还是留着一间“小崔说事”的办公室，也有人走动，像是一个“驻南院办”，情感的大本营据点。
在南院人心中，他就是南院的人文符号、精神图腾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好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嗅觉密码。
南院人对小崔的好感，是一个满含默契的暗号。
对他的爱护，大家心照不宣，那感觉，很像南院人常念叨陈虻。
也正如小崔对陈虻的好感。
他在怀念陈虻的文章里写：“你相信吗？这个好人走了。2002年，我在云南住院，他代表台里去看我，哄着我高兴，从此，我的病落在了他的心里。他去世前三天还对我说：哥们，你保重啊！”
小崔与陈虻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
小崔说，从陈虻那里学到的是：一个人学着干点寂寞但有意义的事情，别天天想着干点什么来换点什么，别天天想着取悦谁，讨谁高兴，男人尤其应该注意。
赶时髦“制播分离”，南院的主持人，要么安守岗位，要么另谋其位，小崔是个例，自己干，央视给平台。
既然自己干，就张罗喜爱和擅长的。他钻进那些易被人们淡忘的领域。 《电影传奇》、 《我的长征》、 《我的抗战》，他是喧嚣媒体中寂寞的“考古者”，却不亦乐乎。
人们都说他是个“拯救者”，挖掘老电影，抢救历史，为了和高龄老人们的生命赛跑，甚至到争分夺秒的跑步。
其实他也试图“施救”过南院的兄妹们，比如我。
2008年初，我所在的《社会记录》栏目撤销时，我和很多同事面临下岗，制片人李伦为了我们的出路奔走求援。
很快传来消息，小崔那里愿意收留我们，据说他信任《社会记录》出来的人，唯一的要人条件是，人品好。
那种感觉，好似扑腾在泳池中要窒息，一件救生衣送了过来。
但是上不上得了他的岸，还是个未知。他说要布置作业考验，写一篇分析中国电视业发展的文章。
借着他的东风，那段时间，我虔诚得像做作业的小学生，在家伏案研究中国电视产业发展。
文章还没正式写，评论部新筹办的《新闻1+1》栏目把我调了去，职业生涯也与小崔擦肩而过，但是他的那种挺身而出的侠义，也是镌刻我心头的印章。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我第N遍又看了2005年那篇惊诧世人的文章《病人崔永元》。
2005年，他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7个小时专访，那个以幽默著称的人，竟是与“自杀”抗衡的抑郁症患者，他不能抑制、词锋凌厉、愤愤批判着让他种种不满的东西，那时的他，真实也较真，不仅对冯小刚等名人口诛笔伐，对身边人的缺点也毫不隐讳。
那篇《病人崔永元》，获得《南方周末》“传媒致敬之年度文化报道”，理由是：报道既有“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等极具传播效应的精彩味道，又有关于知识分子良心与责任的深入讨论。……崔永元的困惑，恰恰折射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正常，报道的意义也因此得以升华。
柴静回忆2006年的小崔：
和他聊天，他谈的问题是——社会的良知的失去。缺少希望，缺少坚守的人，让人想要放弃……
那两年，有些东西像石头一样，死沉地压着他、逼着他。
那时的柴静，不知道怎样安慰他，只能对他说他不能放弃，“因为我们需要他。并不是因为他有名，或是幽默，而是他代表着我心中评论部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还有他身上的真诚和绝不伪饰，有了这个，他才有勇气和智慧嘲弄那些可笑而巨大的东西”。
那时，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对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心理医生说，你就干你喜欢的事儿吧。他从小喜欢历史，“假历史也倒背如流，高考能考96分”。他觉得，“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的”。
也许，他此后的种种的行动，都是一种不自觉的疗伤之旅吧。
我在评论部内刊上，读到了小崔写得最长的文章是上万字的《长征——边走边想，是幸福的》，这正是他在《我的长征》阶段写的。
他记录红军们贴的可爱标语：“欢迎白军兄弟拖枪过来当红军”，文中评点：“我觉得这个‘拖’字相当传神。”
我最喜欢的文章，是他感怀瞿秋白的文章《1935·牺牲》。
他说，瞿秋白就义前的两万言遗书《多余的话》，他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话是：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他描述，瞿秋白在送老婆的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36岁的瞿秋白看见刑场上的绿草地，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声。
他感怀，“理解瞿秋白们所认定的牺牲，对很多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伙现代人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不明白他们的思考结果，不认可他们的行为方式。”
他最后总结道：瞿秋白《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重走长征路时，小崔也悄悄做了一件“多余”的事。
他派了一个小分队去采访了一百多位老兵，主要是滇缅会战的老兵。
这个突发奇想，也是他后来口述历史、《我的抗战》一系列行动的雏形。
他说，口述历史是一条能够让自己生死与之的道路。
“我觉得自己蒙着了，可能不做记者就当不了主持人，不当主持人就得不了那病，不得那病就找不到口述历史，可能都是一串安排好了。”
他给口述历史的团队成员培训，入门课就是先看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他说，你们先看看。谁要是有勇气，从头到尾都看下来就是好样的。因为“基本看4篇就崩溃了”。
我翻阅了一下那本书，100个普通中国人在“文革”中心灵历程的真实记录。那个年代，坚强的化为怯弱，诚实的化为诡诈，恬静的化为疯狂，豁朗的化为阴沉。人性、人道、人权、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所有含有人的最高贵的成分，成为被公开践踏的内容，留下无数看不见的创伤累累的灵魂。
他对记者说：“因为我到现在坚定地认为没有历史真相，历史永远没有真相。所有人能做的就是看谁更接近真相，大家做的都是这件事。口述历史是接近真相的一种方式，当然还有其他的方式，我们现在是迷上了这个方式。”
他从小在部队大院长大，有着对红旗飘飘、军歌嘹亮的时代的眷恋。也有一些人觉得“深陷”过去是种病态。
有记者问得很尖锐，说他的老电影、重走长征路，曾经的时代，也是“大跃进”的年代、“文革”的年代、无数冤假错案的年代，问他是否能把好的一面与坏的一面分开。
他回答：“我们是想告诉后人，能不能把每个时代好的东西摘出来，然后凑成一个新的好的时代。而每个时代犯过的毛病，我们把它集中起来，清理掉，别再犯同样的错误。”
小崔曾引用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一句话：“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邪”，“无邪”
一脸“邪气”的坏笑，是人们传统印象的小崔。小崔写的文字，很多也“邪气”毕露。
武侠是一种江湖隐喻的解构方式。我借“东邪”来说他，只是附会美好的东西。小崔与东邪黄药师有相似之处，从不墨守清规戒律，试图给“主旋律”作品一种新的血液。
不过，如今的小崔，“无邪”比“邪”的成分更多。
他随手公益，做慈善，给孩子加个菜，给孩子挑本书，给孩子换课桌椅，每天微博上实时公布捐款数字、公益进展，像个认真的会计。
当年那个愤怒的小崔，那种剑拔弩张，也被岁月和心境融化了。如今，别人批评他，他不恼怒，甚至开始反躬自问了。
小崔在微博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一句话：“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胡适（老崔与腾讯博友共勉）。”
（摘自《有一种基因叫理想——央视评论部那人那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版，定价：35.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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