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初春的一个晚上，凌叔华参加新月社聚餐的归途，听人说起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恋情。她感到震惊，立即辩护说，这都是谣言，两人“绝无背友背夫的事”。回到家中，她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谈到对事态的分析和担忧，希望他能帮助徐志摩出国，使之“早出非难罗网”。
凌叔华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她当时与徐志摩过从甚密。信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譬如志摩常与我写信，半疯半傻地说笑话自娱，从未有不可示人之语。我很懂得他的内力不能发展的苦闷，因时每每发出来。我既愿领略文学情况，当然不忍且不屑学俗女子之筑壁自围。所以我回信，谣言便生了。其实我们被人冤的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自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他的信不下七八十封，未有半语是社会所想徐某想说的话，我所以觉得他实在太冤了。”
那年夏天，凌叔华大学毕业，受聘于故宫博物院，审查整理古书画。徐志摩南下送别泰戈尔，转了一圈回来时，正是八月。上文致胡适信中说：“您与志摩交谊比我深许多，我只有半年。”这半年，是从1924年下半年算起的。现存徐志摩致凌叔华的六封信，也都是写于这一年的秋冬之季。林徽音（后改名为林徽因）已随梁思成赴美留学去了，徐志摩正是“万种风情无地着”。也就是这时，他开始了与凌叔华的通信。他写道：“不想你竟是这样纯粹的慈善心肠，你肯答应做我的‘通信员’，用你恬静的谐趣或幽默来温润我居处的枯索。”
凌叔华给徐志摩的信没有留下来，不知如何写的。但她的文字总能让徐志摩兴奋不已：“回京后第一次‘修道’，正写这里，你的信来了。前半封叫我点头暗说善哉善哉，下半封叫我开口尽笑自语着捉掐捉掐！??，你真是个妙人，真傻，妙得傻，傻得妙……”与凌叔华通信，也给徐志摩带来激活灵感的快慰：“说也怪，我的话匣子，对你是开定了。我从没有话像对你这样流利，我不信口才会长进这么快，这准是?教给我的，多谢你。我给旁人信也写得顶长的，但总不自然，笔下不顺，心里也不自由。对你不同，因为你懂得，因为你目力能穿过字面。这一来，我的舌头就享受了真的解放。我有着那一点点小机灵，就从心坎里一直灌进血脉，从肺管输到指头，从指尖到笔尖，滴在白纸上就是黑字，顶自然，也顶自由，这真是幸福。”
徐志摩的信像他的诗一样，“浓得化不开”。不能肯定里面必定有超出友谊的情愫，但说其中蕴含着进一步发展感情的可能，应该没有问题。
凌叔华与徐志摩的感情没有发展下去，一方面因为陈西滢的追求，另一方面恐怕也由于陆小曼的出现。与“人淡如菊”的凌叔华风格迥异，陆小曼明艳、娇美、多情，一下把徐志摩的视线吸引过去。爱情应该是浪漫的，热烈的，耳鬓厮磨，如胶似漆，陆小曼正迎合了徐志摩的这种期待，两人一拍即合。凌叔华与陆小曼也是朋友，关于徐陆的恋情，她开始却并不知晓，或者不相信是真的。当她听到别人的议论，反应似乎过于强烈。她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在给胡适的信中一再申明，“纯粹本于爱护同道”。
那封信是否起到作用，无从知晓，但徐志摩确实为避是非，赴欧洲游历了。1925年3月10日，临行之前，徐志摩给陆小曼写了一封缠绵的信，结尾说：“最后一句话：只有S是惟一有益的真朋友。”3月18日，旅欧途中的一封信里又说：“女友里，叔华是我一个同志。”他对自己与凌叔华的亲密关系，向来不避讳。使用凌叔华绘制的贺年片，并为此做了一场题为《海滩上种花》的演讲。请她代笔《志摩的诗》的题词“献给爸爸”，以至于被徐申如(1872—1944，徐志摩之父）误会，有意认亲。徐志摩去世时，徐申如还指名让凌叔华书写碑文。
徐志摩去欧洲前，将那只后来惹出风波的八宝箱交予凌叔华，戏言道，若是自己出国发生意外，让她以箱内的日记和文稿为材料作传记小说。可不久，5月26日，由翡冷翠寄给陆小曼的信中，出现了这样的文字：“叔华两月来没有信，不知何故，她来看你否？”两个月前，正是徐志摩刚踏上旅途之初。想他一路也给凌叔华写信，可没有回音。从“答应常做我的通信员”到“两月来没有信”，其间发生了什么呢？
据《小曼日记》记载，3月14日，即徐志摩离开没几天，凌叔华曾专程拜访她，下午去的，晚上十一点才走。两人谈得十分深入，陆小曼把什么都说了。3月17日，凌叔华写成了一篇名为《吃茶》的短篇小说。故事讲的是芳影与好友淑贞看电影时，结识了她的哥哥王斌，第二天又一同去逛公园。王斌种种殷勤的表现，使芳影确信他是爱自己的。一周后，芳影收到王斌的信，激动地打开，却是他的结婚请帖。淑贞随后来了，说起某小姐，因哥哥搀了一下，竟托人叫哥哥去求婚。哥哥知道后又生气又好笑，说男子服侍女子，是外国最平常的规矩。芳影神情恍惚地喃喃道：“外国……规矩……”小说戛然而止。
徐志摩像小说中的王斌一样，喜欢对女性献殷勤。他在凌叔华面前的种种表现，会不会也曾引起误会？芳影的前后心理变化，细腻微妙，凌叔华内心是否也经历了相似的情绪波动？这些都不好乱猜，但这篇小说完成的时间，正是她知道徐志摩和陆小曼恋爱真相的第三天，不能不令人有所联想。
5月7日，凌叔华又完成了一篇小说《再见》，写一位叫筱秋的小姐，偶遇多年前的男友骏仁。当年，因为听说异地的骏仁结婚了，筱秋中断了他们的通信联系。尽管骏仁仍旧有所表示，筱秋最终还是决定与他“再见”了。
也就在五月份，陈西滢在其著名的“闲话”专栏中，刊出了一篇很特别的短文《庆贺小戏院成功》。与他以议论见长的绝大多数“闲话”不同，这篇仅是报道一次演出，并且表示对“这剧本的作者凌叔华女士”等人的庆贺。由此可见，凌叔华与陈西滢交往已经有了新的动向。此刻，徐志摩远在欧洲，并不知道这边悄悄的变化，所以对于“叔华两月来没有信”，觉得不解。
可以肯定，凌叔华是在徐志摩与陆小曼难分难解之后，才与陈西滢确定恋爱关系的。而这一关系的公开，可能更迟。至少徐志摩从欧洲回来后，有一段时间，并不知晓。
徐志摩是1925年7月下旬回国的，不久追着陆小曼去了上海。他们的感情受到极大的阻力，以至于决定就此分手。徐志摩“凄惨”地返回北平，全身心投入《晨报副刊》的编辑工作。10月1日，他主编的改版第一期刊出。上面除了他自己的代发刊辞《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外，便是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梁启超的旧体诗《题宋石门画像》。
编者附识写道：“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她的。还有副刊篇首广告的图案也是凌女士的，一并道谢。”梁启超那篇，无疑是点缀。徐志摩首次主编四大副刊之首的《晨报副刊》，隆重推出的，其实只有凌叔华一人。他一再表示感谢，热情有余，措辞有误，没说清那图案是临摹的还是创作的，由此又引出“凌叔华窃取琵亚词侣”案，并成为轰动文坛的“闲话之争”的导火索之一。这已是题外话，按下不表。
值得注意的是，代发刊辞中提到邀请的撰稿人阵容时说：“至于我们日常见面的几位朋友，如西林、西滢、胡适之、张歆海、陶孟和、江绍原、沈性仁女士、凌叔华女士等更不必我烦言。”其中“西滢”和“凌叔华女士”相隔很远，不像徐志摩后来的文字中，一般都称“通伯、叔华”。另外，徐志摩约凌叔华写小说、画图案时，陈西滢好像并不在场。
就在徐志摩一心扑在副刊上，几乎忘了陆小曼之际，事情突然出现转机。陆小曼顺利地离了婚，只身赶来北平。她与徐志摩早断了联系，只是偶尔看到《晨报副刊》，才找上门去，两人又“欢欢喜喜”地沉浸在热恋之中。
不久，凌叔华与陈西滢之间也有进展，并于1926年初举办了订婚仪式。按当时的习俗，订婚是向亲友及社会公布双方的恋爱关系。只有订了婚，两人才能以恋人的身份出入各种场合。2月21日，徐志摩在老家硖石，征得家里同意后，给陆小曼写信说：“订婚手续他（徐父申如）主张从简，我说这回通伯、叔华是怎样的，他说照办好了。”至此，徐志摩与陆小曼，凌叔华与陈西滢，已是各有所属。
50年后，旅居英伦的凌叔华收到陈从周寄来的《徐志摩年谱》，回信说：“志摩同我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另一封信中又说：“志摩与我一直情同手足，他的事，向来不瞒人，尤其对我，他的私事也如兄妹一般坦白相告。我是生长在大家庭的人，对于这种情感，也司空见惯了。”用手足之情来解释自己与徐志摩的关系，非常得体，但两人毕竟不是生活在同一家庭的兄妹，那份感情怎么说都很特别。凌叔华在信里还说：“说真话，我对志摩向来没有动过感情，我的原因很简单，我已经计划同陈西滢结婚，小曼又是我的知己朋友。”这些是不是真话暂且不管，理由却不充分，如果没有陈西滢、没有陆小曼，那又将如何呢？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摘自《读书抽茧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6月版，定价：30.00元）
（本版编辑 石佳 联系电话：010-6707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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