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这都不算爱

    不是个人意志生出的花朵，不是暴风骤雨般的激情，难道，这就不算爱？在我想来，应该算的。爱情没有高低贵贱，没有固定形式，只要对对方有柔情，有牵挂，还有欲望，就应该算的吧？这些，胡适对江冬秀都有。

    胡适于1917年留学回国后，胡母要胡适立即结婚。胡适觉得刚刚回国，诸多纷繁，年底更为合适一点，不过他很想跟未婚妻江冬秀先见上一面。

    他去了江村，在众人的簇拥下，他来到江冬秀的房间，她却躲进帐子里，不让他一睹芳容。如此想来，江冬秀这一躲，真是旖旎，此时无声胜有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但站在床前的胡适却大大地难堪了。江家有姑婆伸手要把帐子拉开，胡适阻止了她，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这一拉开，难堪将转化到江冬秀身上。他回到自己的房间，安睡，第二天早晨，坦然告辞。回去之后，还写了封信给江冬秀说，我们都是二十七八岁的人了，又曾经通过信，互寄过照片，昨晚想跟你见一面，没想到你执意不肯见，但我知道家乡风俗如此，决不怪你。

    说是不怪，责备之意已在字里行间。他日后又曾与高梦旦说起这件事，说：“那天晚上，我若一任性，必然闹翻。”

    说到底，是胡适最初回乡的“水土不服”。他这些年，所见皆是落落大方的小姐女士，江冬秀的羞缩，透出十足的“土”来，换成徐志摩，没准会大骂一声“土包子”抬脚走开，胡适修养好，可当此际，对于这桩婚姻的万千种不满俱上心头，在那一瞬间，不由得浊血上涌。

    好在，他的“gentleman”风度令他重新控制住自己，当他的理性与感性交战，理性总能占据上风，回去后他甚至写了两首词：

    （一）

    他把门儿深掩，不肯出来相见。难道不关情？怕是因情生怨。休怨！休怨！他日凭君发遣。

    （二）

    几次曾看小像，几次传书来往，见见又何妨！休做女儿相。凝想，凝想，想是这般模样！

    一年后，婚后的他在8月间与江冬秀在北京寓中夜话，又说起这段往事，再做词一首：

    天上云吹风破，月照你我两个。问你去年时，为甚闭门深躲？“谁躲？谁躲？那是去年的我”。

    看这些字句，总想起《浮生六记》里“闺房记趣”一章，沈复与芸娘未成婚时，到芸娘家做客，他们青梅竹马的，倒没什么避讳，晚上沈复想喝粥，芸娘偷偷地帮他弄了来，却被芸娘的哥哥抓了个正着，沈复负气离开。当时这大不快，后来却是闺房之中说上千万遍的趣事，胡适与江冬秀这次见面，与其异曲同工。

    不错，胡适是跟他的亲戚胡近仁的信里写过：“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故从不曾挑剔为难（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今既婚矣，吾力求迁就，以博母欢心。吾所以极力表示闺房之爱者，亦正欲令吾母欢喜耳。”

    他的这段话表达了两个意思：一，他这个婚，是为他母亲结的；二，他和江冬秀感情好，也是装给他母亲看的。这句话被引用的频率，跟鲁迅那句“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差不多。

    若我不了解胡适说这番话的前因后果，也许会对这个悲催的男人起大同情，无奈我立志做八卦界的柯南，将他那一阵子所有的文字都看了一遍之后，只能对他说一句：亲，咱说这话，也太不实在了吧。

    1918年1月24日，胡适北上赴京。1月30日，他为江冬秀写了一首《生查子》：

    前度月来时，

    你我初相遇。

    相对说相思，

    私祝长相聚。

    今夜月重来，

    照我荒州渡。

    中夜睡醒时，

    独觅船家语。

    如果说，他写这首诗，只是因为中国文人有作“寄内诗”的传统，接下来，2月7日的信里，他问起江冬秀的痛经事，就更显得体贴。他说，在书上看到，女子月经之时，切不可发怒、忧郁，江冬秀前两个月不痛经，是因为心事宽了之故，这个月又痛经，是心事不宽之故。要江冬秀千万要写信，告诉他母亲的身体状况，也要细说自己的。

    2月25日的信里，他又问江冬秀，为什么没有信来呢，并再次问起江冬秀痛经的事。

    这封信发出去之后，他终于收到了江冬秀的信，基本上可以判断，这封信是江冬秀自己写的，因为是白话文，且有病句。江冬秀说她收到胡适的诗与信，深为欢喜，将诗看了一遍又一遍，出于羞涩，她说，当做笑话，又提醒胡适千万不要让别人看到了。至于母亲，现在不乐意吃药，只是对江冬秀讲，你们夫妇如意，我病自然好了，百事如意了。江冬秀借这个话头问胡适：我是如意，不知你可如意不如意？

    这还用问吗？若她真的不知道，哪敢这样问啊？不过，从这一问，也可看出江冬秀的性格，明朗、直接、爽快。胡适终于收到一封他想象中的家书，很开心，哄江冬秀说：“你看见你的照片了，可好不好？你多写几封信与我，我便替你多印几张回家去送人。”江冬秀听说西医治病要“用专用电器皮条通”，觉得很恐怖，要胡适千万不可看，换成鲁迅，早嫌她没见识了，但胡适却是很亲昵地说：“我听你的话，不医了。且等你我同来北京时，再说罢。”

    应该说，现在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胡适的实验成功了，江冬秀的人生大考验过关了。其实心理压力极大的还有胡适的母亲，是她给独子包办的这桩婚事，若是弄得一塌糊涂，她会有多自责，多失落。鲁迅的母亲就曾对人说，鲁迅与朱安弄成那个样子，她也很苦恼。

    胡适的信大约都是收到胡母房中，江冬秀有事回娘家住几天，再回婆家时，到胡母房中把胡适的信拿出来看看，甜在心头，又不好说，只说“我有点好笑”。胡母进屋，看到江冬秀在笑，就叫念给她听，江冬秀念了，胡母也不由得笑了。江冬秀撒娇道：“你好笑，我们夫妇不好、不如意、不说笑话，你老人家心里又要急了，又要来劝我，又要劝儿子。”胡母便逗她：“我一个都不劝！”

    这样的信，胡适看得欢喜，有一段日子不来，胡适便说：你为何不写信给我了，我心里很怪你。今夜是三月十七夜，是我们结婚的第四个满月之期，你记得么？我不知你心中想什么。你知道我心中想什么吗？……快点多写几封信寄来吧。信末又说，窗上的月亮正照着我，可惜你不在这里。

    江冬秀受到鼓励，自此二人书信不断，虽然江冬秀信中错别字多多，她不以此自卑，胡适也大方地帮她标在文后。那些书信起到了极其良好的沟通作用，后来他们的感情虽多有波澜，却终究是有惊无险，亦不能不归功于经常写信这个良好的习惯。

    而江冬秀能写信，愿意写信，也显示出她开放性的人格来。鲁迅当年在日本，也曾要朱安进学堂、放足，朱安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大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她就不像江冬秀这样乐于尝试新生事物。后来，有亲戚看到江冬秀信里常将“很好”写成“狠好”，对她说，这样写不对，江冬秀说，我看胡适跟他的那帮朋友都是这样写呢！对于夫君的世界的崇拜是其一，对于世界的兴趣是其二。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不一定非得有相同的文化层次，书生回首之际，看到“人面桃花相映红”，便是他与她的沟通。江冬秀的学问自然不及胡适之万一，但他们一样有着开放型人格，这，或者也是留洋回来的胡适，跟小脚村姑江冬秀恩爱有加的原因之一。    

    可就是胡适写过上面那封情意绵绵的信的五天之后，他给族叔胡近仁的信里，写了那段奉母命而成婚的话，是我们的才子太虚伪吗？若这样说，也太武断，很多看似无理的话，在当时语境中，却也是顺理成章的。

    胡适回到北京后，一直希望江冬秀也早点去，正巧江冬秀的哥哥要去北京，胡适就写信给他母亲，希望能放江冬秀跟她哥哥一道来。胡母身体不好，不大乐意江冬秀离开，胡适怏怏道：“吾母既不愿冬秀与他哥哥同来，只好罢了，将来再说罢。我在外面独居了十几年了，难道不能再耐几个月无家的生活吗？”

    过了三天，胡适左思右想，还是希望江冬秀跟她哥哥一道来，又是这样更省费用，又是他觉得江冬秀应该出来受教育了，又是他暑假不方便回来接江冬秀，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总之就是求他母亲放江冬秀出来。写到最后，他自己都不好意思了，在文末安慰性地说“最好是吾母旨于夏间与冬秀一同出来”，显见得前面是真情，后面是理性。

    一周之后，胡适收到他母亲的来信，也许在胡适家书抵达之前，胡母已经改了主意，答应让江冬秀出来了，胡适“极喜”，这才掏心掏肺地说：“我岂不知吾母此时病体不应令冬秀远离，但我在此，亦很寂寞，极想冬秀能来。”

    这一番周折，哪里是为了哄他母亲高兴，才配合江冬秀上演恩爱戏码的呢？但是——这个转折词真讨厌，对于当时的胡适来说尤其是，在胡适“漫卷诗书喜欲狂”地等待江冬秀到来的时候，他收到了胡近仁的信，告诉他，他母亲的身体真的不是很好，胡适，顿时纠结了。

    他给母亲写信，说江冬秀不来也可，但胡母主意已定，不愿意再改。胡适一方面未尝不希望如此，但总觉得愧对良心，为了让良心安妥，他给了自己那样一个说法。那些话，是说给胡近仁听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江冬秀最终还是来到了北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平淡遮住了生活的光辉。江冬秀不会像胡适那样写诗，她只是接连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几年后，在“七年之痒”之前，江冬秀近乎缅怀地写信对胡适说，想我们前几年，多么的好。至于怎么个好法，她没说，大家也可以想得到。

    1940年，胡适曾收到江冬秀寄给他的一件绛红色的棉袄，他穿上后把手插在口袋里，触到一样东西，他拿出来一看，是个小纸包，打开来，里边是七副象牙挖耳。胡适说：“我看了，心里有点说不出的感情。我想，只有冬秀想得到这件小东西。”

    确实令人“有点说不出的感情”，可以与当年江冬秀的那一躲并列，成为他们爱情细节里的双璧。想得到这件小东西，且以这种方式带给他的人，不但是体贴的，也是灵慧的，“只有冬秀想得到”，她在他心中，就是那个样子的。

    （摘自《如果这都不算爱——胡适情事》，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1月版，定价：3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