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

    打开电视，各种娱乐节目铺天盖地，整个社会弥漫着娱乐的气息，从“芙蓉姐姐”到“凤姐”的层出不穷，需要重新思考我们面临的时代。

    西方人娱乐是为寻求刺激，中国人娱乐是为寻求安逸。一种是冒险精神，另一种是避世主义。

    如今是一个娱乐的时代，并且是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们醉生梦死，贪图安逸享乐，喜欢睡懒觉，不喜欢思考，喜欢看电视，不喜欢看书。光和影可以让人毫不费力地达到刺激感官的目的，而书则显得太沉闷。能够被这个时代的人们所青睐的书大都是“某女的私密生活”或是“教你如何揣摩上意”之类不能被称之为书的书。没有娱乐功能的书被人们所淘汰，能够起到娱乐作用但又有较高价值的书则寥寥无几。我有时在想，假如金庸去世，我们还会从娱乐中学到什么?这是个大问题，如果一个民族娱乐至死却未学习到什么有价值的事物，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被淘汰了。

    娱乐也分雅俗，可如今大行其道的是附庸风雅，真正的高雅则很难见到。我有时去听音乐会，第一排坐着的往往不是自己掏钱买票的，要么打呼噜，要么抠鼻子，待到一个乐章演奏结束之后，却也跟着鼓一鼓掌。在山西那边，有富豪为填充书架专门定做二十四史的“空书”(只有书壳而打开里面是空的)。书本的作用在于将深奥变得易懂，让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也能够理解并接受，是很美好的存在，然而如今大行其道的却是恶俗、低俗、媚俗，是谓“三俗”。政府曾下令反“三俗”，我的第一反应是悲哀，第二反应还是悲哀。一个国家的民众对低俗、恶俗的娱乐节目究竟钟爱到了何种地步，才会令政府都不得不使用行政手段加以遏制，对此我已经无语。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今是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但这种认知是错误的，我们的信息不仅不发达，反而很闭塞，所谓的“信息时代”不过是媒体发达的时代罢了。当代人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培养途径从宏观上讲有三种，一是客观认知，二是主观认知，还有一个就是媒体认知。如果在街上看到一个男人在殴打一个女人，在并不了解原因的前提下，人们一般都会将罪责加在男人的身上，这是主观认知；假如你知道这个男人酗酒并殴打妇女，你会憎恶他，这是客观的认知；若是媒体报道某男士酒后殴打妇女，你会义愤填膺地冲着电视机咒骂发泄，以示自己是正人君子，这就是媒体认知。

    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些媒体是最不可信任的，它们已经没有了正义感和道德责任感。如果一个国家的媒体可以因利益而出卖道德良知，那么这个国家的民众就会变得愚蠢、堕落，因为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空前隔膜的时代，媒体对公众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如今我们的媒体不外乎四种声音：一种是歌功颂德的声音；一种是鼓励年轻人堕落的“三俗”的声音；一种是把几句话就能讲完的故事拍成几个月都看不完的电视剧，是无聊的声音；还有一种是专家们的声音，尤其是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他们总是在费力地向公众解释一个又一个自己也不明白的问题。这四种声音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媒体世界，唯独 “三俗”，它使原本淳朴的、上进的人走向堕落，使原本就已经开始堕落的人变得以此为荣。“炫富”、“拜金”等激化贫富矛盾的行为被“三俗”节目大力宣传，许多青年因此迷失，甚至走向犯罪，这与封建时代思想礼教下的精神迫害如出一辙。

    每当在电视上看到有媒体节目报道诸如某美女年方二十住豪宅开名车的情节时，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柳妈对祥林嫂说“捐一道门槛”的故事。是啊，如果你不想被阎罗王锯开，就去“捐一道门槛”，如果你想像某美女一样住豪宅开名车，就去“傍一个大款”，于是祥林嫂真的去捐了门槛，于是我们的女孩也真的去当了 “二奶”。但两者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死得比较惨，而后者却为人们所追捧，真可谓“既当了那个什么，也立了牌坊”。对于这样的害人媒体，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媒体之外，还有令人更加无语的，那就是睡觉和游戏。曾经有一位路透社的记者来中国采访，临走时很困惑，因为他发现“在中国的大街小巷(尤其是车站和公园)随处可见以各种各样姿势睡觉的人”。19世纪初，整个中国都在昏睡着，直到1840年的一声炮响才被惊醒，可是已经晚了。那时的中国人爱抽鸦片，现在的中国人爱玩游戏，中年人玩麻将和扑克牌，青少年玩电子网络游戏，对游戏的钟爱已经达到了令人费解的地步。如果说压力太大，我就更难理解了，一个人压力大到让他不得不整夜整夜打麻将，或是打网络游戏，那该是怎样的压力啊?!

    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我们所要做的是重新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重新学会如何做人。一个人可以不高尚，但不能没有正确的道德情操，尤其是青少年。我反对儒家那一套仁义礼教，正确的道德情操是不需要刻意为之的，它是上苍赋予的人性，就像一个人知道穿衣一样，每一个人都有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不要荒废这种能力。

    （摘自《穷人与富人的战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2月版，定价：3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