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九零后，王小妮说：我听到的几乎都是对他们的批评。他们毫无准备，在人间刚一露头就被密集的贬义词团团围紧。但是，吃着这土地上的粮喝着这土地上的水，他们自然要长大要成人。
或许，这样温情脉脉的话语之所以难得听到，正是因为人们对于他们并不真的了解。
一本书的传递——北岛《城门开》
带了香港牛津版的《七十年代》去上课，一个学生翻看它。我说可以借给你看。他拿到手上说：哎呀，这么沉啊！
一个女生告诉我，她平时读书，文学少，厚书少，多数是图片什么的。
网络时代加剧了对图书的忽视，典籍和名著都有退后和失效，学生也不再唯老师是听，由个人兴趣引发的对某些信息的探求和研究，很多都远超过老师。
有学生向我借北岛的《城门开》，书交他之前，我急着往《城门开》里夹几页白纸，嘱咐他记记感想。大约三个月后书还回来，没留只言片语，那几页纸也没了。这事让我想测试一下，像《城门开》这本不厚的书，一个学生要看多久。有20个人自愿报名读它。我说有两个条件：一、要写书评；二、我要测试你们的阅读速度，抓紧看，抓紧传递。他们突然来了兴致，跃跃欲试：老师，就像传一只漂流瓶吗？原本，我想到的只是传递一本书，没想到这其中的游戏感。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问了，只有一个人看完了，我催他们说这可是测试。一个月过去，有12个人读完这本书，平均每个人两天多，都写了读书笔记。余亨报名晚了，排在最后，他自己去买了三联版的《城门开》，读后，写了相当有见解的书评。
即使想读书的学生，也常常不知道该读什么书。买书太贵，他们承担不起。图书馆匮乏，听说书籍混乱，每本书都待在它不应该待的书架上。而图书馆阅览室被考研大军霸占了，只要占座人说考研，其他人就得让位，秋天以后，这成了校图书馆的潜规则。年底的校园，考研的组成了最盛大壮观的群体。体育馆看台一角有个背英语的，一经过，我就想到对天狂吠。
四个学生在研究生考试结束后和我联系，都说终于结束了。很多人好像是被外星球力量推动着才去考，好像和自己没关系，一个程序，它完成了，对自己有交代了，拜拜。
本学期还介绍另四本书给学生：《夹边沟记事》《寻找家园》《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中国在梁庄》。
发 问
我擦黑板，一男生过来说应该他来擦。我说，谁写的字谁擦，很正常啊。他说，老师说的，学生就该给老师擦黑板。我问，哪个老师？他说，老师都这么说。
事实上，和2005年相比，唯唯诺诺的学生正逐年减少。
沙嘉在作业中说：我尊重所有有脑袋的人，但别用别人的脑袋来衡量我，我的脑袋就是三角形的，怎么了!
有一次课上要讲的内容多，挤掉了新闻，课下多人来问，为什么今天没新闻?
对新闻内容他们也会较真，有学生问：今天新闻里为什么没有提到贵州六盘水的学生食堂?
梁纪元问我：老师说最后一课放黄家驹的《海阔天空》，为什么没有放?
期末，梁纪元给我发了两封邮件，第一封较委婉，第二封较直接，探讨熵以及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正是他的邮件，让我感到他们对人群间合力和集体感的渴求。
我们的课上作业中有一项：给一幅图配写诗歌或有诗意的文字。课间，肖会会过来问：老师，没有感觉怎么能写好诗，诗意是很难说的，即使我们读过很多诗也不是全有感觉啊。我说，我非常同意你的说法，你是在维护个人感觉的真实性、纯洁性，今天的练习只作为替代考试的思维训练。
期末考试前，我提示他们考试作弊后果严重，下面有个女生猛然站起来，很大声地说：谁说作弊就是坏人！
旅游学院的吕翼和赵一帆、陈帅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我参加了第一次活动，学生不多，自由也有新意。读书会是学生间自发的，有严谨的章程，大家交流图书和读书心得，不挂靠任何学校社团组织。现场有个发言环节，材料化学一男生发言；他太紧张了，有点手足无措，相信平时他发言的机会一定相当少。记得当时吕翼说了一句：理科学生被害更深。
一个学生发言说：要尽自己最大的力量改变社会。
下面有人插言：你一个人能改变吗？
另有人接话：要是真能改变，就不是人了。
冷峻的赵一帆让我看到大学生中间的行动力，是从他那儿我知道了“喷嚏网”，此后每天都要去那儿看看。
年轻人内心里不是没有问题和质疑，只是交流多在同伴之间，此外很难求解和表达，他们一旦发现自由表达的空间，会全无忌惮地说出自己的想法；空间的稀缺狭闭，使他们失去对对话环境的信任，发觉话不投机，会立即打住话头退避，维持井水不犯河水的常态。当一件事情的决定权完全在对方，很多的人会选择投其所好，免得自己受损。
正选择毕业论文选题的学生间有过这样的对话：
网络文学？不好写，资料太少，提醒你，可别写韩寒啊。
回答：知道，某某老师不喜欢韩寒。
也别写张爱玲啊。
又回答：是啊，某某老师也不喜欢张爱玲。
人类身上的发问本能，不该因某某某不喜欢而退化消失。
给大四上课
刚看到课表上有大四的课，就想这课不好上。毕业班已经基本没课，考研的，找工作的，实习的，早已各寻出路，大学管理者制定的所有奖惩条例对他们都已经失效，只等离校的人，很难再关心什么诗歌。
虽然早有准备，不上大四的课还是很难体验那种“冰冷”。平时来听课的约有三分之一到一半，超级安静，默默进来默默离开，除了同出同进的几对男女生，其他人互相之间都很少说话。这个班刚入学我教过，三年前的他们绝没这么沉闷。课间休息，教室里无声无神，我很想把这些年轻的脸一张张还原回刚进大学的样子。甚至我脑子里出现了奇怪的想法：他们身上还流着血?那血还红吗?会不会已经变成了白色蓝色?如果眼前这些年轻的身体里已经没有激情了，人生的后几十年该怎么过，从他们身体的哪些部位还能调动出新的力量，支撑这些生命继续活下去?
我曾想过，取消这个班期末的“读诗专题”，担心没人报名，担心冷场。虽然，尽力不表露失望，但是我有点灰心。
变化发生在课上。那天讲到歌手崔健和黄家驹的诗意作品。崔已经很少人知道，而黄的照片一出现，有人叫出来：黄家驹！很多人紧跟着振奋。那次课选了黄家驹的几首歌词和一段演唱音频《海阔天空》。放到《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下面从个别的轻声跟唱到很低沉的多人跟唱。我很意外，像有一道光亮划过，照见这夜晚教室里的每个人。临时决定把这首歌放第二遍，大家一起轻声哼唱完这首《海阔天空》。我祝福他们：希望你们将来不要怕跌倒，无论怎样都别忘了你还存有理想。下课后，有五个人过来对我说：黄家驹啊，是他陪我度过中学时光。
并不是课上得好，是黄家驹意外地成为媒介，让这些即将离校的大学生回到自己的中学时光，越是看不到未来，旧时光越显得珍贵，越值得回味，越能抚慰“苍老”的他们。
黄家驹之后，心不在焉的课照旧。我早注意到，教室靠门一侧坐的人，总是多过靠窗的。我想，靠门的位置受欢迎，大概铃声一响冲出教室的距离最短吧。快期末了，我说，幸亏这是教室，要是飞机机舱，恐怕空姐要请你们坐得更均匀，都靠一侧，怕压偏了飞机。梁村在下面说：老师你看看投影。我转身看装在黑板一侧的投影屏幕，它偏装在靠门一侧。梁村说：坐到这边看得更清楚。原来是我一直在错怪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准备夺门而逃。
最后的读诗课没取消，全班76人，有15个人给大家读诗歌。那晚上我收到一个他们集体送出的本子，上面写满吉祥话。天啊，四十多年前，我刚上初中就要全家下乡，当时收过类似的本子，2010年底又收到了平生第二本。
12月3日早上，远远看见一个穿西装的人正走近，眼熟，应该是我的学生。越近反而越不敢认，校园的早上，穿西装的年轻人太少见了。他也在看我，有点不自在，人瘦，西装有点大，不合身，两只手直拉衣襟。是毕业班的王强。
我问他，去应聘?
他说是，要求穿西装。
我问，不准备考研?
他说，不了。
实在没忍住，我说：不习惯看人穿西装了，这身衣服一穿，真把人显老。
他淡淡地笑一下。
后来，王强没再来上课，我问了，他应聘成功上班了。不知道他是不是今后将整日套着西装上班，知道他能自食其力了。在王强作业中找到以下三段：
1.(梦想)在你面前我是君子，在钱面前我是小人，我很想做君子，但是，钱给我戴上了小人的面具。
2.(解读一幅画)
太阳照得大地风平浪静
我们看太阳时波涛汹涌
3.(一段诗歌记忆)初三刚开始，我就不停地写所谓的诗，每一次作文作业和考试都是用诗来完成的，一方面我不爱写作文，另一方面我觉得诗歌可以表达我的想法。我一直在坚持，但到了中考我退缩了，害怕了，怕因为写诗影响成绩以至(致)考不上高中，我无奈地放弃了。我后悔过，真的，我多么希望自己当时坚持住！
这就是我和毕业班学生间的一些事情。有人打击我说，不管你做什么最终都会白费，他们走出校门，很快会被社会吞没，丧失自我，随波逐流。我不相信人人如此。
唯有生命真实可贵
何旭萍发短信来问怎样才能拍到我说的“活着就是挣扎”，她正急呢，快交不上影像作业了。我建议她去附近的码头看看，结果她被看守码头的给轰出来。
一个月后，春运刚开始的一个夜晚，连续收到她的三条短信：
老师，我在挤火车，现在挤在厕所旁。
厕所的连接口洗脸这里，真是看到了好多人好多事，真是一大奇迹，人肉火车啊，没有任何可动的地方。
厕所里就有五个了，中国啊，我上车的时候就恐惧，坐立不安。
听说何旭萍北上买的高价站票，花了七百多。
何旭萍啊何旭萍，现在她该清楚，现实可不是一篇作业，哪个真实哪个虚幻，你将不学自通。
和我读大学时候比，现在的学生看起来轻松懈怠。但我的邮箱里常收到他们发来的诗歌、散文、剧本、书评、影评、感想、意见、求职信、策划书。春运期间学生们在火车站整夜排队却买不到车票的维权信，经多人以不同方式转给我。所有这些都和大学课堂无关，这些也是他们正自觉“学习着”的行动力。
我个人不欣赏激昂愤慨，拍案而起，我那代人的特征不该平移切换给下一代，他们有理由更理性更淡定更包容，具有多向度的价值取向。但是，我也听到这样的故事：
学生：老师，告诉你一件好玩的事，上学期就为争当学生会的头儿，两伙人在校运动场看台上打起来了。
我：谁打谁?
学生：一个男生被一女生叫来的一大帮男生追打，真打啊，都有人打电话报警了。
我：为什么打，就为争着当头儿?
学生：真开眼了，恐怖吧。
我：当头的吸引力那么大?
学生：当然，有权有钱啊。
就在类似故事发生的同时，更多的是下面的故事：
老师你不认识我了，我就是大一问题特多的小姑娘啊，老师，后来我得忧郁症了。
一个男生告诉我，那天有个同学发短信说：咱们俩一起去死吧。男生回答好啊，你快来吧，我先把你杀了。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超平静。我说：怎么就说到了死，这不是随口说着玩的。他说：就是嘛，所以我没搭理他。
刚开学，有个即将毕业的女生跳楼轻生。虽然我不认识她，仍旧有四个和死者相识的学生跟我谈起这事。唐惠子手搭在讲桌上说：老师，她到底为什么呀，漂漂亮亮的，平时可爱说话了，当过主持人，一直很阳光的一个人啊，说走就走了?
上课铃都响了，唐惠子还不离开，好像要追问出结果。我完全无语。也有人流着眼泪告诉我，跳楼者得了忧郁症。
当知识不能改变命运之后，这些在黯淡的角落里的年轻人靠自身散布的微小光泽存在，他们最后可依赖的只有生命的本能，以求得自己的精神支撑。如果有人要说“90后”注定了就是一代可怜虫，他们又是被如何造就的？四下里看看，哪个人不是可怜虫。我们的“90后”不是来自火星，不是来自恐龙蛋，每个都是这土地上平常父母所生。在生命面前，谁有道德优势?
我想用两段选自网络的话作结尾：
署名“不想说这事”的网友帖子：为什么各个年代的人都要受上代人的指责呢，为什么总要说一代不如一代呢，就不能反过来说说吗？总的来说还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呀!
微博：不是因为那个年代多么好，而是那个时候你年轻。
（摘自《上课记》，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年12月版，定价：29.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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