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思在《百家争鸣与互相扬弃》一文中提到百家争鸣的问题。他认为，不争鸣就只能孤陋寡闻而无从舍短取长，不争鸣就停滞不前而不可能向前发展；继续创新与扩大集成，全靠争鸣。学术思想不是任何一人一家所能独占包办的。开口闭口诬蔑与自己对立的学派为异端邪说、同于禽兽、甚于洪水者，实在是自暴无知，而失掉学人的身份的。历史在做有力的证明：一切相反相成，正好截长补短。在这篇文章中，蔡尚思先生还附录了1983年由光明日报记者张天来写的文章部分，至今读来仍觉有新意。
……在大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孙冶方走上讲台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于光远等在报刊上提出的一个观点，即：科学、教育、文艺、医疗卫生也算生产劳动。这位老经济学家说，这样一种计算方法会给国民经济生产成果的统计工作造成困难。孙冶方旧话重提，表示要跟于光远订一个合同，指名道姓地争论一下，带个头。于光远连连表示同意：“是这样，要指名道姓地争论。”孙冶方说到做到，他的文章已在《经济研究》1981年8月号上发表。于光远五天前来探望孙冶方，想起自己的诺言尚未实现。回到家中，他连着开了五个夜车，写出了一篇一万几千字的文稿，回答孙冶方的批评。今天他又是探病，又是来跟冶方同志商讨学术问题。
病房里一时间成了学者争鸣的讲坛。
“……我和孙冶方同志既是同行又是好友。在多数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仅一致，而且十分投机。但是也常常在一些问题上看法相左，争得脸红脖子粗。”经济研究所的一位同志轻声细语地给冶方读于光远初稿开头的几个段落。
“……我们有这样共同的主张：……我们认为指名的批评比不指名的批评要好。因为指名的批评必须有根有据，不好断章取义，而被批评者也可以进行说明或者反批评……”
这些话，是于光远的话，也是孙冶方的话。
“很好，很好，快点发表!”声调不高，但十分诚挚。
“要听听你的意见，才公开发表。”于光远谦虚地这样说。
于光远几次到医院探望孙冶方；孙冶方几次在病床上问《经济研究》编辑部的一位负责人：“光远的文章来了没有?”
终于，有一天，人们告诉他“光远的文章来了”，老人高兴地说：“快点发表!快点发表!”
一位在同病魔和死神搏斗的老人，躺在病床上，仍然关怀着学术论坛上的争鸣论战，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啊!
这是他终生的追求。
大厅里静极了。人们集中每一根听觉神经在听孙冶方的发言。他不是在讲新发现的真理，而是在讲一条被人歪曲了的真理。
“我不反对批判”，一个被“批判”搞得遍体伤痕的人说出这种话来，让人感到新奇。“但我要求给我答辩或反批判的权力”。是的，在口头上，在字面上，这种权力他没有被剥夺，而在实际上，只有在阳光明媚的春天里，他才真正享有这种权力，这在他看来是至高无上的权力。
他说，要开展批评。批评也就是批判，在外文中它们是同一个词。没有批评，没有批判，就不能前进。
“我欢迎别人批判，欢迎指名道姓地批判”，他这样宣告。
这是1979年春天经济学界的一次集会。听众中，那位高个子、红脸膛。五十岁出头的中年理论工作者马家驹特别感受到了一种不小的震动。
马家驹到无锡来，随身带着一篇关于价值规律的文章，副题是——与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到无锡，他就遇见过去曾经在经济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位中年经济学工作者，他请这位同志把他的文章送一份给冶方同志。
孙冶方挤出时间细细地读了这篇文章。对他在价值规律方面的观点有异议，马家驹不是头一个人，连他的老战友骆耕漠都不完全赞同嘛!他们两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一起战斗，私交甚深，但争论起来却可以拍桌子。过去同他商榷文章，他总感到像是在唱“三岔口”。但马家驹的文章却让他感到有一种吸引力，他愿意读，边读边点头。
读完，他以兴奋的口吻对身边的几位经济学工作者说：“马家驹的文章，倒不是跟我打‘三岔口’。”就是说，真的跟他接火了，交锋了，他也因此感到了一种由衷的喜悦……
4月，在无锡开会；6月，《经济研究》上发表了马家驹的文章。这是一种很快的速度。当马家驹收到还散发着油墨芳香的刊物，他懂得了，孙冶方在无锡讲的是真话；孙冶方不是讲给别人听的，而是要自己做的。马家驹还听说，孙冶方对所里主办的《经济研究》的编辑人员有一个请求，凡是反对他的学术观点的文章，应该优先发表；这话，看来也是做到了。
“你最近研究什么问题?”孙冶方问他的助手之一的霍俊超。
“最近我集中研究价值论方面的材料，有一点看法，可能和你观点不大一样，也可能不对头。”霍俊超很直率地这样说。
“那也没关系”，老人高兴地笑了起来，说：“学问、真理，就是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发展嘛!好吧，你讲讲看!”
老学者的鼓励把青年人的顾虑扫了个光，霍俊超有条有理地阐述着自己的观点。他主张只有在商品生产条件下才有价值，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只有产品交换，价值规律就不再起作用；孙冶方的观点则认为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价值规律也是起作用的。青年人从各个方面论证自己的看法。
孙冶方聚精会神地听着。“你把你的意见写出来，发表、争论嘛!我这个人不怕商榷，我喜欢和人商榷。”老人又在鼓励了……
霍俊超在科学道路上同样是求实的。他整整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一篇与孙冶方商榷的文章。
霍俊超把文章交给孙冶方，孙冶方马上把它交给了《经济研究》编辑部。不久，在《经济研究丛刊》上，这篇文章发表了出来。
一位允许助手和自己公开在刊物上争论的科学家，该让人多么崇敬啊!
然而，更让人钦佩的是他那自我批评的精神。他像鲁迅那样，手里握着一把锐利的解剖刀，常常无情地解剖自己。我们只举两件“小事”作例子吧!
“四害”被割除，经济学家马寅初的冤案得到平反；孙冶方在写一篇文章，总结围攻马老的经验教训。文章的开头，他首先做自我批评。实际上，在康生发动的那场恶战中，孙冶方没有写过一个字，而他今天却主动表示要对《经济研究》发表围剿文章承担行政责任。他这些话，写在文章里，印在书本上，将永久流传下去。不久，他因病住院，正好同也在住院的马老隔几个房间。病中的马老，对冶方的文章非常满意；冶方经常到马老病床旁去探望，马老逝世，冶方同志非常伤心；他叫家属送一套好衣服来穿上，参加向马老遗体告别的仪式。
承认学术观点上有错误，在一些科学工作者已经困难，对著名的学者更是难了；然而，孙冶方同志却不是这样。“我1963年写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下的利润指标》那个研究报告”，孙冶方这样写着：“在当时陈伯达、张春桥刮起的反对‘物质刺激’、否定按劳分配的‘共产风’影响之下，我一般的否定奖金制和企业留成，主张把利润一个不留，全部上缴，是错误的，是不利于促进生产的。……”这段话，他写在一篇文章中，写在他的一部重要著作的前言中，足见他的态度是多么严肃。
他用自己的言行在开创学术讨论的新风。
（摘自《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版，定价：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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