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川中名宿向宗鲁先生之门学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闻强记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拂逆横来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长于笺注古籍”。
这段文字是由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先生拟定并书碑，永远地刻在了爸爸的墓碑上，他终于停下了那支永不停歇的笔，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那夜晚永不熄灭的灯光和那沙沙的笔声。
1950年，爸爸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我们全家就住在沙滩红楼东头二楼的一间大房子里。屋顶是灰暗的，地板是木制的，屋里最显眼的就是爸爸的书桌。上面堆满了讲稿、书籍。解放前，胡适之先生任北大文学院院长，那时爸爸应聘做讲师、副教授。在中文系教授《文心雕龙》、《世说新语》、《淮南子》、《史记》、《庄子》；而后又应傅斯年先生之邀，开了“校雠学”。爸爸的笔记都是毛笔楷书的，用的是棉纸制作、绿黄色竖行的稿纸，下侧印有“藏用手钞”四个手写体字。据说，当时北京琉璃厂、隆福寺的古旧书店都有这种特制专用稿纸的经营项目，京师文人极为喜爱使用。这种稿纸、文笺的流行，极大地增加了文化内涵。
那时，我和姐姐读故宫小学，这个学校的前身据说是延安的新华小学。共产党进城后，校址就设在故宫博物院内，改名为“故宫小学”。记得当时，解放军军乐团也住在里面，每天早上，每当我们迎着筒子河的朝霞，走入学校时，总可以看到一队身着戎装、打着绑腿的军人在吹吹打打，演习队列。我们那时读的课文是“人，一个人；手，一双手”。爸爸总是翻着课文，叹息道：“浅，太浅了。”那时的故宫不像现在要收近百元才能参观完全；爸爸在领着学生去参观的时候，我也常常跟在后面，所以，三大殿，金水河，珍妃井随着爸爸川味浓厚的讲解，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我才明白了“金砖”不是金的，但“敲之有声，断之无孔”的烧制工艺却永远地失传了。
解放前的1946年至1948年是爸爸笔耕不辍、采撷丰硕的一段。此时，《大公报》、《申报》、《经世日报》、《山东新报》、《天津民国日报》和《龙门杂志》、《国文月刊》都时有他的论文载出。如《泰山汉武帝刻石文考》、《汉书材料来源考》、《读严可均辑晋愍帝文》、《韵语称诗考》等文都是此时写作的。
1953年，我们搬到东四十条三十九号院居住。那时的十条是一条幽静的土路胡同，两边栽有两人合抱的槐树，三十九号院门楼高耸，门墩古朴，大院墙的四角立有“国立北平大学教授宿舍”的界石。院内古树参天，山石屹立，亭榭纷成，我们家住的是二号小院，北房三间外有抱廊，东房四间，另有一小间杂屋。爸爸说：“此房原是启功老先生的祖宅，院内的海棠树，还是启功的爷爷种的。”门口上悬一匾，上书“翠芳别墅”，据说是启功先人的亲笔，后来此匾也确实被启功先生取走了。从此，爸爸才有了自己的书房，那些“满炕满地”的书才得以插书上架。那通宵不息的灯光也不再干扰我们的睡眠了。在三十九号住的还有北大经济系的樊宏教授，历史系的容肇祖教授，记得黄苗子也住在附近。经常来访的有聂绀弩、顾学颉、路工等人。在整理出版《水浒全传》校注本时，郑振铎、郭沫若也来过，吴晗因是容肇祖先生的亲戚，所以也到家里来坐过。后来，吴晗先生的另一个亲戚，宋先生一家也曾住过和我家紧邻的一号院。为此关系，“文革”中吴晗被关，家破人亡时，姐姐和我曾去探望过他老先生。
爸爸因整理《水浒全传》而写的论文《水浒与农民革命》不知怎么入了“伟大领袖”的法眼，于1953年5月27日至28日在《光明日报》连载，因此，由何其芳、陈翔鹤推荐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号码0014号，并被推举为第二届文代会代表。在“十一”国庆节又被邀请上观礼台参加庆典。特别是6月3 日和7月26 日，周扬和胡乔木分别来信谈《水浒与农民革命》和《水浒传》的点校问题以后，爸爸高兴了，他以为发展传统文化的春天来了，他愈加勤奋努力，著述不已。此间出版的专著有《文心雕龙新书》(1952年)，《水浒全传》点校(1954年)，《历代笑话集》(1956年)，《世说新语》点校(1956年)，《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1957年)，《盐铁论校注》(1958年)。由于参加了古籍整理，过去被人称为读书“不读秦汉以下”的父亲，也注重了对古典小说的研究。1955年7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他的论文《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即是他对《红楼梦》的研究成果。
可惜好景不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评为六名右派的最后一名，所谓“在劫难逃”。在回忆到这段历程时，爸爸说：我那时还是相信党的，既然党要我当右派，我就应该当右派。几十年后，严文井回忆此事时说，在党委会上，我说王利器不像右派，马上就有一位训斥道：你说他不像右派，我看你倒像右派呢!我问过爸爸怎么当的右派。并为此而株连到子女的，他默默无语，一副“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的劲头。后来，我在1979年1月9日“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发的“关于王利器同志右派问题的改正决定”中看到：“1957年整风鸣放时，王在社内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解放后每次搞政治运动都要抛掉一些知识分子，搞了运动就不团结了’，认为这样将会‘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上述话语，爸爸这样一个整天钻在故纸堆中不问政治的人在1957年就提出来是多么的深刻、实际。又和当今的邓小平理论多么吻合。可怜当年却因此招祸，上了“引蛇出洞”的当，做了“反右斗争”的牺牲，为此，不仅降了工资，还被九三学社开除了社籍——九三学社凑的什么热闹呢?当时，作为中学生的我，立刻就想到了“落井下石”的古训多么深刻。1979年的平反通知中“中共人民文学出版社委员会”竟然“建议九三学社恢复王的社籍”；而“九三学社”也竟然就真的接受了建议，给爸爸恢复了社籍：“并感谢”他“对社的建设与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而爸爸对这些都淡漠了，再也没有了在1956年时，带我们去参加九三学社联欢会的热情，虽然后来九三学社还不断地寄来会议通知、刊物，但似乎他再也没有拆看过了。从爸爸的无言中，我逐渐理解到，知识分子可以历经苦难，受人凌辱，但知识分子的骨气是永远的，传统文化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延续。这点，在“文革”劫难中也有所体现，当年在向阳湖文化部“五七干校”爸爸烧开水，经历了一幕幕生死离别的惨剧，著名翻译家金人先生病重弥留的最后日子里，就是爸爸陪护在他身边的。后来到了丹江一连，情况好了一些，爸爸被分派看管橘子树。在他的“橘树管理记录”中，留下了“橘树管理计划”、“现有橘树情况(橘树85株，砧木6株)”和“1972年1月29日上午，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来。啃坏路边橘树三四株之多，时上午10时许”的记录。但生活条件，仍是很恶劣的。此时，连里传说有个别先生向江青写进忠信而脱离苦海，调回北京，参加评《水浒》“批林批孔，批周公”。当时即有人对爸爸说起此事，爸爸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做不出这种事，也没这个本领。已经潦倒到这种地步，宁可管树，也不“进忠”，宁可苦挨死，也不谄媚生。我想，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红楼梦学刊》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不做“遵命文学”文章的人，才能办得这样红红火火，名扬四海的。如都是像过去那样写《李白与杜甫》、《从水浒中读出投降派》、《给秦始皇翻案》，那就坏了，而这确需一批像爸爸这样甘于寂寞的“读书种子”。
“文革”抄家后，爸爸迁居北新桥大街十七号院，与冯雪峰一家为邻。那时只有一间屋，放一张双人床和一张方桌后，就没有站人的地方了。烧的是蜂窝煤炉，有一年冬季，因封火不当，门窗过严，父母双双煤气中毒，送入医院抢救。那时爸爸已被勒令提前退休，也拿到一个小红本——退休证，开75％的工资。他仍然埋头读书，制作卡片——“文革”前，他亲自摘录、制作的卡片十万余张已在抄家时全部被毁，现在，他只好从头再来了。他天天去首都图书馆借书，一坐就是一上午，中午吃过饭后再去坐一下午。因他自己的三万余册书籍都被抄家查封了，所以，他必须在图书馆查阅需要的资料。刘宗汉先生回忆说，我见他天天在那儿读书，抄写，后来，才知道地震局请他编写有关地震的资料。成都大学钟树梁校长回忆：我在四川省图书馆，一下子望到他在那里看书，我问他，到了成都，不先来看我们，倒跑到图书馆来了。但此时，制作卡片就困难了，爸爸在这个阶段遗留下来的卡片有香烟盒的、报纸边的、月份牌背面的，最多的是信封背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和上世纪58年代“藏用手钞”专用稿纸对比，真是天上地下，但就这样也做出了大学问。打倒“四人帮”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爸爸每年都有一两种专著问世。还不包括重印，《风俗通义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等书都相继问世。爸爸原对我说：写到80岁，出版一千万字就不写了。可他竟然一写就到了85岁，出版了两千万字。程千帆先生戏称他为“多宝道人”，海外学界惊呼他为“千万富翁”，他也是当之无愧的。
爸爸的藏书经、史、子、集无所不有，珍本、孤本并不泛见。他自己善于藏书，曾在解放前有“一条黄金买一本书”的迂名，他也乐于把自己的藏书展示于人。郭沫若、郑振铎、康生等人都曾向他借过书。“文革”抄家时，一部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管，另外一些书籍、字画就被红卫兵毁坏、散失了。落实政策时，只还回来了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余册。据查，有些是丢失了，但一大部分是“当时动员你低价卖给国家”，如不同意卖，也不还给你。清查还回来的书，有些被编上了不知什么单位的编号，有些显见是盖上了公章(或藏书章)。归还时被抹成了“一片红”，还有些书被盖上了“江青藏书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这种书粗查有以下几种：《高青丘诗集》(2函11册)、《吴兴诗话》(16卷4册)、《盐铁论》(4卷4册)、《管子纂诂》(24卷12册)、《寄园寄所寄》(4函24册)和《管子校注》(1函2册)。爸爸对我说：此事要向朋友们讲清楚，是江青、康生从抄家书籍中选去的书，不是我送给他们的；不然，以后再来运动又会把我和他们挂上了。当时，听到这种情况，竟也令我震惊了，如此高官显贵，竟也做此霸占良民百姓书籍之事，这也叫共产党吗?这些书他们究竟看过没看过呢?爸爸尤其看不起江青的不学无术，“竟然把藏书章盖在了封皮上!”——爸爸叹了一口气。这到底是无知呢还是霸气十足?
爸爸为了弘扬国学，使祖国遗产得到最大的发挥，他是从不悭吝的。他曾将收藏的珍宝敦煌梵文卷子共8卷分赠西安兴教寺、香积寺、成都草堂寺、嘉定大佛寺和西南师范大学，张船山的对子赠给了“张船山纪念馆”。四川巴蜀书社借用他收藏的怡府藏版巾箱本《四书集注》和怡府藏版，明善堂重梓的《五经》拿去作为底本影印。不想竟然把底本遗失了。他也一笑了之，不再提起。上海古籍出版社魏同贤先生请他接洽日本国的《水浒全传》藏本复印事宜，他也不顾年迈，自己出资多方联系。事后我问他：那么一箱子影印件拿去了，怎么连句话也没有?他仍是一笑了之。他想的全是传播国学、弘扬文化，自己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
整理古籍，纂集文献，特别古籍校注是一件难度极大又不易出成果的学术事业。而爸爸却“不幸”走上了这条不归路。他在师从吴芳吉先生时，自己养成了清晨早起读书、夜半伏案写作的习惯，经史名著、笔记小说、杂志方志、文献手稿无所不读，自谓“读未读过之书”。校勘考证应是他的学术“正道”，他却小说戏文、医案杂册、佛经道藏无所不务、无所不读。从中左右采撷，广收博取，集解成文，积累成册。他的《文心雕龙新书》、《盐铁论校注》能在众多强手中独树一帜，这种读书功夫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在他历经坎坷、战乱、动乱的一生中，留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默默地读书，默默地写作。现在他虽已超脱红尘，不再辛劳了，而他身后遗作仍在繁荣着文化园地。《王利器学术》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优秀论文选》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选编，《吕氏春秋注疏》正在巴蜀书社制作，《文子疏义》和《绎史》已交中华书局付印。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将重印他和舒芜先生、陈迩冬、周绍良等先生合编的几种书籍。文章不朽事。学术界的繁荣昌盛将使爸爸的在天之灵得以告慰!
（摘自《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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