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新加坡的智者

    李光耀，创建、统治新加坡的政治天才。犹如新加坡制造的瑞士钟表，永不停摆——虽已不是总理了 ，但仍是新加坡运转的轴心。这位“新加坡智者”强硬的治理方式常常备受争议。

    东南亚的小希特勒

    在美国，相当长的时间，没有一份报章的专栏作者曾经为他说好话。当中许多甚至不曾真正到过新加坡，更不用说见过或访问过李光耀。

    十年前，最苛刻批评李光耀的是美国报章评论人萨菲尔。萨菲尔于《纽约时报》专栏对哈里·李（李光耀）展开攻击。奇怪的是：萨菲尔仰慕尼克松总统，一如李光耀，而且有好一段时间曾担任尼克松的撰稿人，为他撰写一流的演讲稿。他们的政治理念没有太大的差别。萨菲尔把李光耀形容为“东南亚的小希特勒”，这也是他在《纽约时报》专栏的其中一个题目。

    所以我问：“在你的生命中，是否有任何人使你感到消沉，如萨菲尔?”

    李光耀看着我，笑道：“不，不，不。他们是牛虻(讨厌的人)。我是说，他们无法影响我的工作，也不会影响新加坡，最低限度他会影响一些原本就对新加坡不友善的人，说：你看，那是个糟糕的地方。那又如何?”

    “你是说，你一点都不会因为被称之为‘东南亚的小希特勒，而感到不悦?”

    “什么？”

    “东南亚的小希特勒。”

    “不，那完全是疯言疯语。我为什么要感到不悦?你想想看，当一个人使用污蔑性的恶言来表达他的看法时，他就已经失去了理据。身为律师，这是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不要与别人争吵，因为你会丧失理据。”

    “当我1995年开始在《洛杉矶时报》写专栏时，我请萨菲尔指教，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他对你极度厌恶。我问他，比尔，你见过李光耀多少次了?而他说，唔，一次都没有。我问，你到过新加坡多少次?他说，嗯，一次都没有。我说，比尔，你已经违反你本身崇高的优秀新闻事业守则。”

    李光耀没说什么，望着我，等待下一道问题。

    “然而在抨击发生后几年，你们两人真正见面了，是吗?”

    “是的。”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

    “我当时在达沃斯，他问可以见面吗?我说，当然可以。他问，你介意录音吗?我说不，一点都不介意。所以我们进行了对话，他将内容上载到网上，再刊登出来。无论如何，那完全没有对我造成伤害。”

    “是的，完全没有伤害到你。”

    “我坚持立场，但是他不断追问。那没问题，这就是生活。我是说，我对那些质问和想扰乱你的思绪的人早已习以为常。”

    “对你而言，有哪些批评你或者新加坡的人，让你觉得他们的话是非听不可的?”

    “几位哈佛大学教授，我不记得了。” 

    我喜欢这个。多么的高傲。只有哈佛教授被提及，即使他们不具分量被提及名字。

    我问：“萨菲尔不是哈佛大学教授，也不是人权组织的忠实支持者。所以我觉得有点奇怪。然而，以最为人知的有关人权组织对新加坡的批评为例，即你领导的是一个极度压制人民的政府。你给予他们的最好答案是什么?”

    “我认为我给他们的答复是，我们新加坡有着不同的起跑点。你的世界观和我的是不同的，我的目标跟你的也不一样。”

    他眼中完全没出现含糊迹象，答案直截了当。尽管他经历了多年的艰苦，此时他是清新的，问心无愧。

    让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看：他的童年是在英国的统治下度过的，而当时的殖民地政府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历久不衰的。(大部分的外籍人士都不知道新加坡的鞭笞制度是英国人遗留下来的，目的是管制社会问题。)而在某天，你醒来发现日本军排山倒海般一路从马来半岛往南侵入新加坡。李光耀当时才19岁，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少年，他之前所熟悉的世界秩序——属于英国的——突然之间被日本人倒置了，他们的霸权和专制比起英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对鞭笞不以为然，那是属于英国胆小鬼的。一越过界线他们就吊死你。少年时的李光耀小心翼翼地把这些事情铭记在心，永不忘怀。

    李光耀回忆说：“当一个人的整个世界崩坍，就会遇上一连串不可预见和不可预测的状况。大英帝国当时似乎还可以在东南亚屹立1000年，随着1942年日本人入侵新加坡，大英帝国崩坍了。我从未想过日本人可以占领新加坡，并把英国人赶走。他们却做到了，他们摧残我们，包括我在内。幸运的是，我的人头没有落地。但许多人却因此丧失了性命。

    “我在毛泽东写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前，就认清了权力。日本人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英国人却没有。他们(英国人)没有使出蛮横势力，帝国就因此没落了。英国人在工艺、商业和知识方面占有优势。1868年，他们利用印度囚犯在山上建立一座很大的行政中心统治国家。那座建筑物控制着整个岛。我从英国人身上学习到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统治民众以及日本人如何利用他们的权力。

    “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后，成为一股支配人们的主导力量，控制你的生死权，你必须服从，否则就没有食物，被逮捕，被虐待。全民变得唯唯诺诺，除了一些走入森林，然后采取游击方式抗争的人，一旦他们被捕……”

    没有任何一种恐惧会比一个人在年幼时被推进恐惧的深渊造成的创伤来得深厚。他今天赶在失序爆发之前，去除障碍和推翻敌人。他操控恐惧是为了不再感到恐惧。在他心中，他相信一个危机经常会悄然或不经意地出现，必须时刻警惕。他是个有知识的华人帮派领袖，推崇“血债血偿”。对他来说，放过真正的坏蛋简直是太过文明的做法。

    这让我们追溯他祖辈走过的历史。19世纪，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以强硬的手段把鸦片推入中国。

    还没被欧洲人收买的大清政府，抵抗鸦片入侵——但是却失败了。

    那就是鸦片战争。很少美国人曾经听说过这段历史。欧洲的教科书选择沉默。但是这段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深深烙印在李光耀的脑海里。在他的监控下，至少新加坡不会面临历史重演的局面。惯性毒贩被吊死，而不是被鞭打。这样才可以产生群众效应，同时也让民众意识到贩毒所带来的报应。

     他不在乎美国人权组织对他所实施的这项官方政策的反感。他相信他们不清楚英国人如何一度用鸦片毒害中国。另一方面，他也不屑美国处理本身的毒品问题的严重失当。

    “所以，你们没有解决美国境内的毒品问题，反而去巴拿马逮捕人家的总统，指控他为贩毒者。(李光耀暗自发笑)我不能去马来西亚捉拿人家的首相，只因为他允许毒贩在新山出没(马来西亚与新加坡接壤的最南端城市)，并允许我这里的毒贩去那儿，他们在那儿被利用为走私毒品进入新加坡的跑腿。但是我们通过管理国内的毒品问题来管制。”

    李光耀公开承认，他对日本人占领新加坡时，在广场吊死那些犯了偷窃罪的华人的做法印象深刻(从社会秩序的立场)，同时也感到惊骇(从人性的角度)。他认为从现在开始，我应该会明白一些对他有过起着巨大影响的经历：被人拉着耳朵挂在井边，目睹英国人执行鞭笞，看到扒手在广场被吊死。所以他用礼貌的微笑来掩盖他短暂(但是可以理解的)的烦扰。

    “国际大赦组织说我们在1000人之中有最高的死刑比例，但我们是最干净的社会，免受毒品的祸害，我们对大赦没有兴趣。我们在乎的是我们所做的是否得到人们的支持，重要的是他们支持这项政策。我的意思是，如果这违反人们的意愿，反对党会说，看，这是残酷、残忍的社会。但是他们没有这么说。”

    嘿，李光耀，等一等!沉默不等于认同。人们可能不同意，但却害怕表达他们的看法。

    但即使李光耀被这个可能性所极度困扰，还没有足够的证据给他。没什么可以阻碍他去做他相信是正确的事。与此同时，他认为推动人民往正确的方向前进是领袖的职责。他对这一点了然于胸。一个真正的领袖会以民为本，不会辜负他的选民。

    事实上，新加坡对制止贩卖、吸食和制造毒品的铁腕政策，确实受到大多数人民支持。新加坡犯罪率低，而且公共安全纪录也让人羡慕。

    我问他：“你真的是‘独裁者’吗?你会甘心被这样定义给你的人民吗?如果不，那又如何?”

    李光耀答道：“‘独裁者’意味着你的政策得不到人民的认同。我每隔四五年就会得到绝大多数选民的认可，得票率从不会低过60％。我不认为我本身是独裁者。”

    为儿子自豪

    我不晓得如何提及有关任人唯亲的问题。我知道这是棘手的问题。再说，身为美国人，我必须思考，在所有的政治中，家庭是强大的势力，包括我们在内。我们的洛克菲勒家族就在选举政治中做得不错。有素质的老布什总统催生了比较不具素质的小布什总统。如果与后者比较，新加坡现任总理可以媲美爱因斯坦，我不认为这是夸大的比较。

    无论如何，我还是直接问：“唔，这是个不可避免的棘手问题。当肯尼迪担任总统的时候，一如你所知，他委任他的兄弟波比为总检察长，在委任后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波比会不会太年轻，没有经验负责司法部门。但是肯尼迪回避问题，用幽默的搪塞回应严厉的批评，回答说，嗯，我只是要让我的兄弟波比在私人业界执业之前，吸取多一点法律经验。但是现在，你知道的，嘿，你的儿子是新加坡的总理。人们有时不是说，哈哈，又来了，华人幕府制度。”

    很快的，我感觉到李光耀的情绪。也许是愤怒，防守，但更多是自豪——对他儿子的强烈的自豪感。

    他的确非常自豪，但还是带点儿防卫，说：“但是我没让他即刻上位，他等待长达14年(在吴作栋成为总理时)，而他也磨练了二十多年。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包括国会议员去评估他。当他还不是总理时，所有的部长都知道他做的任何事，他们做的任何事，他都会去改进，在提呈报告时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观点。他拥有充分的理解能力。”

    我决定不要提及一个几年前在各大报章刊登过的专栏——其中也包括了新加坡的《海峡时报》——文章用了这么一个词汇来形容李显龙：“谷歌总理”。你只需提出任何问题，他在刹那间就可以说出相关实据和数据。

    李光耀已忘记了此事。他说：“我太太曾经问过我一件事。我的孙女当时也在场。我说，我不知道答案。她说她父亲(现任总理)知道，而且是真的。”

    他踌躇了一阵，似乎在试探这个故事对我有什么反应。

    他继续道：“我在洛杉矶有个朋友，搞地产的。他毕业自哈佛大学的英国文学系，随后到英国的剑桥大学修读哲学博士还是哲学学士。当我在1967年1O月间到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我也和他见了面。然后我儿子也来了。我的朋友说，年轻人，来和我一起吧。他之后写信给我。他说，我的天，这小子懂得还不少，他是数学家，但是他的英语知识太棒了。这是一位英语学者给的评价。有一天，我朋友前来新加坡，我请他吃晚餐，他出个谜语，什么词有这样那样的意思，我太太玉芝懂得很多词汇，却想不到答案。我懂的词汇不比我太太多，所以我并没有尝试去猜。我儿子给了正确的答案。这令他大为震惊，因为那不是我儿子的专长。我的意思是 ，我不晓得最先进的电脑硬盘容量是多少，能储存什么。他的头脑就有电脑硬盘的容量。”

    我诚实地说道：“唔，我会告诉你。如果我是一个国家的立国总理，但我不是也永远不会是，而我儿子随后接班，并做得很优秀，我会感到非常的自豪。”

    他考虑了这个问题：“是的，但与此同时，我必须非常小心，确保他不会把事情给搞砸了。”

    “嗯，那么有什么应对方式?”

    “不，我认为他一切都好，他能够胜任工作。”

    新加坡或许是全亚洲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以及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这里的人民很感激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但有时会怀疑他们是否拥有快乐生活方式。他们所思考的似乎是：新加坡是个小国，拥有很多东西，但是这足够吗?

    （摘自《李光耀对话录:新加坡建国之路》，现代出版社2011年3月版，定价：3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