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0年8月认识沈从文先生，到1988年他去世。整整8年间，每次我到北京，大都会约同沈从文先生的亲密助手王予予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登门拜访。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事务，上京的次数固然多，每次停留的时间也较长，常有机会去拜候沈先生。上了沈家，不管有事无事，谈正事还是闲聊，总耽搁好几个小时。当时不懂得珍惜，未曾记下来，所谈内容不免淡忘了。但是一些记忆还是深刻的。
头一回见到沈从文先生，就令我感悟了文学的本质。
首次上京，其中一项工作是将刚刚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样书带给沈先生。在王予予先生和王亚蓉女士的引领下，来到前门东大街的沈家。一进门，穿便服的沈先生从厅中的床沿上下来，一边忙找他的布鞋，一边忙不迭向我们打招呼。团团的脸满绽着笑容，神情稚朴而带点腼腆。说话轻轻地，不带一点酬世味道。倒是浓厚的湘西乡音，要王亚蓉女士穿插着说明。王女士说明时，沈先生总是含笑望着我们，眼神带感情，神态活像个稚童。
面前大名鼎鼎的沈从文先生，给我的最初印象：纯真、诚挚、和悦、自然。刹那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句古话，从心里蹦跳出来。作家与作品间连带着的文学本质，似乎一下子也透露出来。日后，与沈老接触多了，读他的著作多了，了解他也多了。到现在，要概括我对沈先生的认识和感觉，还是初见时所得“赤子之心”的印象。人的直觉有时很玄妙，也很准确。在此以前，沈先生的文学作品，我读的不多，兴趣也不浓。关键是对他的文学思想境界认识不深，不懂得欣赏文学作品似平凡中的卓越、似平淡中的波澜壮阔的道理。自己的兴趣是近代思想，连带对近代文学的认识，总倾向从史学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这是念历史的癖性。不自觉地，也对文学性质的理解变得狭隘了。
一个生长于湖南边陲之地，整日与大自然打交道的野孩子，青年时代混迹于龙蛇混杂的军旅；忽然灵光闪动，只身远闯人文荟萃的北京，浪迹于文学园地。30岁后名气渐显，奠定在文坛的地位。中年由作家而晋身大学教坛，一身而兼作家、教授和文学刊物主编多职，享誉日隆。1949年后打入另册，离开文坛，担任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讲解员，用他的话说，就是“在午门楼上转了十年，学了十年”。几十年阴晴不定的政治空气下，他长时间绝迹于文学界和教坛，苦心孤诣，自甘寂寞，从事文物的研究。这样曲折的人生过程，这种甜酸苦辣的阅历，在沈先生的行止容貌上，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应有的世故和沧桑的印记。年过古稀，仍然一派纯真，真是不可思议。这种纯真，没掺入一点造作，又不同于长于富贵、少不更事、不通世务的天真。沈从文先生保持着的，原是一颗赤子之心。
顿然，我明白了，只有这样性灵的人，才会成为头等的文学家。沈先生头一回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天生的文学家。举止以外，他谈事情总像讲故事，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几十年间，见过不少不同的文学家，再未有人给我留下近似的印象。想象中的曹雪芹，也应该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物，才会饱历世变沧桑，穷途潦倒，仍意气岸然，钟情山水，游于众艺，才会宠辱不惊，成就《红楼梦》这样的人性刻画深刻而仍满溢性灵的伟大作品。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猛然醒觉，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别有天地，自此踯躅寻觅，至今不休，沈从文先生便是启蒙者。
我参与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出版，已是后期的工作。中国向以“衣冠王国”自居；但是，不要说普通人，纵使人文学科研究者，对几千年的衣饰流变，各类织染技术、纹样艺术，可以说是不甚了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见解，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该书主题虽云研究中国历代服饰 ，涉及的却是中国文明史的方方面面。沈先生通过服饰的研究，同时疏解了中国文化上不同层面的诸多问题，提出众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该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启动我转换研读中国文化历史的观念，领悟了“虽小道亦有可观焉”的道理。一直以来，我们所关注的文化史，其实是中国学术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哲学文化史，甚能笼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方位揭示文明进程的文化史。
与沈老聊天，时时可聆听他从物质文化方面去认识中国文明的见解。现今仍清楚记得，大概是第二或第三次见沈老，晚饭后，在他们位于朝阳大街吉兆胡同的研究室，沈先生联同王予予先生和王亚蓉女士，为我们几个门外汉，透过投影器，演示刚刚挖掘出来的江陵战国文物。当晚，沈老兴致勃勃，为我们解说。他的全情投入，相信就是十年故宫午门上作讲解的样子。虽然我对文物的认识仍是模糊，但因沈老一晚的讲解，对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发达，对楚民族与楚文化构成日后中华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印象深刻。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如何传承又如何壮大的问题，自此在我脑中萦绕。
当晚与沈老的不少对话，都记不住了。其中一问一答倒还是记得清清楚楚。我问沈老，何以衣饰纹样 ，在战国时期的楚，其艺术已臻这么高的水平?沈老回答，这样的服饰纹样的设计者，不是日后我们所理解，是出于一般工匠之手，而应是出于当时的高级知识阶层，是当时文化艺术的最高表现。看过了楚的衣饰图案，听了沈老的话，我冲口而出说，我们以往读《史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一语，曾理解为楚人有着南方之强的特性，有复国的决心，强调勇武。现在才明白，这句话的背后原来是文化的自信。这样的一个晚上，真是当头棒喝，从而使我理解到中国文化史绝不囿于文献，绝不能局限于文化哲学的范围，而是自有更宽广的天地。
这是启牖我日后走上要从物质和艺术文物等诸方面，要从眼所及的事物和山川环境，去认识中国文明的途径。
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开窍。我们检阅沈老的著作，自上世纪50年代，他已不断著文倡导“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一九五四年十月)
同时，沈老竭力倡导“古为今用”，要让文化艺术普遍深入社会大众，以让传统文化艺术转化成新工艺。他这种种见解，放诸50年后的今日，依然振聋发聩。与沈老谈话内容虽多淡忘了，但是如何保护好中国文化，如何令中华文化艺术让更多人认识，一直是沈老所关心的话题。
沈老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卓越的学者。大多数人关注他由文学转向学术的理由，但我个人更重视两者间他在思想精神上的汇通：对人的自然生命、民众真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对根植于生活的思想感情和文化艺术的执著。从这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他自撰墓志铭“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的含意。
（摘自《读人与读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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