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4日，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撤销“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十分严重”的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的一切党内职务。
同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准了上述建议，并于同年5月4日向省级以上党组织公布。
从此，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副书记的张秀山，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的张明远，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部长的郭峰，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的马洪，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部长的赵德尊，被撤销了一切党内职务。
“五虎上将”，几乎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们家喻户晓的一个称谓。
在今天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著述中，只要讲到高饶事件，必然要提到“五虎上将”。但在中共中央的正式文件中并没有“五虎上将”的提法，那么，是谁使用了“五虎上将”的名称，并使这一称谓流传甚广呢?
“五虎上将”当事人郭峰明确地告诉我们，首先使用“五虎上将”名称的就是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的周桓。周桓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揭发张秀山、张明远、郭峰、马洪、赵德尊参加了高岗反党宗派活动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并由此流传开来。
郭峰说：“当年在东北地区高干会议上检讨的不止我们五个人。周总理从北京把马洪和安志文带来参加会议，就是让他们也在会上检讨。但是，虽然在会上检讨的人不少，但最后过不了关的就是我们五个人。周桓就是在我们进行第二轮检讨时，在揭发赵德尊时使用了‘五虎上将’的提法。周桓这样一提，大部分人都附和，这样，‘五虎上将’虽然不是法定用语，但却成了习惯用语。”
“五虎上将”从被说成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那时起，虽然他们不得不一次一次地检讨、“认罪”，但他们在苦闷、彷徨、震惊的同时，并没有承认自己是主动地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只是承认自己“头脑简单”，没有发现高岗的阴谋，上了当，受了骗。有人甚至不惜想“用流血的办法”来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于1955年4月5日公布后，同年4月中旬，中共辽宁省委派人前往张秀山、郭峰、赵德尊所在的沈阳、旅大、盘山等地，通过侧面了解和正面谈话，调查了解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在中央公布决议后的思想动态，并向中央打了报告。
虽然这份报告只讲了张秀山、赵德尊、郭峰三人的思想动态，但足可以代表当年的“五虎上将”在上述决议公布后的表现与复杂心态了。
中共辽宁省委向中央的报告中说：
他们到任后在工作上一般说是积极的，能钻研业务，工作深入，能发现与解决一些问题，还想做好自己分管的业务。但他们在工作上也表现了谨小慎微，不够主动，不愿多管自己工作外的工作。愿做具体工作，不愿出头露面，在原则政策、时事问题上很少表示个人的意见。从上述情况看，他们基本上是接受了党分配他们到基层锻炼考验的措施。但由于对错误认识不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在工作和思想表现上虽有积极的一方面，但多注意形式和生活小节，还不是老老实实地、以真诚悔过的赎罪态度，真正积极地工作。
中央公布这一事件，并且指出了他们的名字，参加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是有些出乎他们意料的，因而感到精神压力很大，思想负担沉重。他们一方面表示中央的处理是正确的，拥护中央的决定，认为这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对自己也是更深刻的教育。另一方面他们事实上仍从个人打算，顾虑多端。张秀山同志当从收音机中听到广播后走到办公室以沉重的声音向史景源(场长)说：高饶问题中央已经公布了，并将我们这些人也公布了，这回算是臭名远扬了。他考虑：我再到分场工作，群众是否会相信我呢?你是反党反中央的张秀山啊。因此，情绪苦闷夜间失眠。赵德尊同志在这一事件公布后，也骤然消沉。以前是业余时间经常打球，公布后两三天时间內不再与别人接触。在这次与党委同志谈话中吐露：我的名字是否能登报，过去曾问过林枫同志，当时未肯定，现在已上报了，不仅国內都知道了，连国外也知道了，并且在党史上记载的。我的精神很痛苦，如像伍子胥。并且唠叨着说，我对人生问题不感兴趣，我很希望党能用流血的办法考验我，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这对我来说才是最大的安慰。郭峰对党中央对他的处分有顾虑，说，中央对我的处理是否就这样了，将来如何我不知道。张秀山也探问，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决定?
他们也是一般地承认错误，承认那些不可推卸的明显的错误或笼统地承认错误严重，并认为党对他们的处理是严肃的、正确的、宽大的。但他们对参加反党联盟的错误本质以及为党所造成的损害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一般认为参加反党联盟是不自觉的，是偶然的现象，是头脑简单，是受骗，是嗅觉问题。他们避重就轻，极力辩护，其事实是企图否定他们本身问题的严重性。如：郭峰在与厂长徐庭湘同志谈话中流露出他参加高岗反党联盟不是主动的、自觉的。他认为，我对高的问题，主要是嗅觉问题。我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多不往坏处想。尤其高岗过去中央器重，手段高妙，不知不觉上了当。在最近和宋黎同志谈话中，他认为中央对他们的处理是“断然处之”。张秀山同志这次与党委书记谈话中也说， “高岗谈话竟假借毛泽东名义，说毛泽东同意他的意见，少奇同志如何，搞来搞去，把我这头脑简单的人骗了。”而赵德尊则表现得更不够老实，除用所谓“流血的办法”来考验外，又说：“我下半辈子还能给党做些工作，直到呼吸停止时。早晚会证明我不是宗派，而是党员。”他对组织对他的工作分配不满，他过去曾向林枫同志要求做中学教员，这次说： “我连加减法都不会，对经济工作不感兴趣，不如让我上前线，当一个战士。”他在具体错误问题上，极力辩护，避重就轻，在与高岗的关系上赵说：“我当省委书记时，每年向高岗汇报两次，每次谈20分钟，当我调来东北局时高岗已去中央。我对高岗的腐朽生活，一点也不知道。假如知道，我对他可能有新的看法，我是讨厌这些事情的。”
中共中央于1979年重新恢复了“五虎上将”的工作，将他们分别委以重任后，虽然他们也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加倍的努力工作来弥补失去的时光，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他们仍然希望党中央能够对当年的那段公案有一个正式的说法。
1992年，张秀山在向党中央递交的《我的申诉》报告中，提出了三点申诉：
第一，把我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不符合历史事实。理由之一，我没有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活动。不能因为我与高岗在一起工作时间较长，在工作中有些看法一致，就说成是搞宗派，就定为“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理由之二，中共中央东北局内不存在什么“五虎上将”。张明远、赵德尊、马洪、郭峰当时都是东北局负责干部，其中的赵德尊与郭峰刚从省里调来不久，并无非法组织活动。“五虎上将”的提法是东北高干会议期间一个干部在发言时说的，这个发言的简报报到中央后， “五虎上将”的帽子就扣到了这五个人身上。
第二，我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虽然有一定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先同刘少奇交换意见，但以此作为我参加“高饶反党联盟”的主要证据，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我的发言是中央组织部让讲的，发言的内容是向毛主席汇报过的，发言时刘少奇、安子文是在场的，发言后刘少奇是表过态的。
第三，东北局执行的是中共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工作上并没有离开党的总路线。不能因为高岗出了问题，就把东北局的整个工作说成一团漆黑，就要在东北局挖出一个反党集团。
1997年12月，91岁高龄的张明远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长达10100余字的《申诉材料》。他在《申诉材料》中首先认为，1954年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中，“有关我所犯错误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不符合我的实际情况，由此而作出的处分决定也是不当的”。然后，他主要就东北高干会议决议及其向中央的建议，结合大量史实，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申诉意见：
(一)高岗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和东北地区党政军的第一把手领导东北地区的工作。我作为东北局的一名常委，和他仅仅是工作关系，而没有任何宗派关系。我是在为党、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工作。他有什么反党阴谋活动，从不对我讲，我不知道，也没有参加，更没有“积极参加”高岗的任何阴谋活动。我的错误在于没能及早发现高岗的阴谋活动，并及时向中央反映(整个东北局没有一个人发现并向中央报告)。但这种错误的性质与“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甚至“积极参加高岗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
(二)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些同志“揭露的事实”，是未经调查核实的，其中许多是被歪曲的或捏造的。高岗每次从中央开会回来，都要向东北局的常委传达一些毛主席的讲话，其中有的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但是，关于高岗传达的毛主席讲话及他对刘少奇同志的议论等，我从来没有向外传播或与他人私下议论过，没有“不顾党的纪律”的言行，没有借高岗的这些话“污蔑和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破坏中央威信”的行为。
(三)我在东北局工作期间，贯彻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很明确自己是为党工作，为人民的利益工作，而不是为高岗或其他某个人工作。我认为，在此期间，东北局与党中央的关系是正常的。我没有听说过所谓“东北特殊论”和“东北先进论”的“反动观念”。高岗从来没有给过我上述“两论”的“策动”；我也没有接受过这样的“策动”和“反动观念”，更没有“把东北局和党中央对立起来”。以下事实足可说明我的情况……
(四)高岗调中央工作以后，林枫担任第一副书记，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期间，凡事我都要征求他的意见，对他是尊重的。我从来没有接受过高岗的什么“指使和支持”，没有“故意地孤立林枫”的言行。事实是，每次我征求林枫的意见时，他极少表示不同意见。另外，高岗虽然调到中央工作，但他仍然是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和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仍然是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虽然林枫主持东北局的日常工作，但有关东北地区的事，仍然必须向高岗通报并征求他的意见。这是正常的、符合组织原则的。
赵德尊虽然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申诉，但他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9月出版的《赵德尊回忆录》一书中，在讲到“高饶事件”时，申明了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我与高岗的关系：
“在老黑龙江的北安时期和中黑龙江(黑嫩合并)齐齐哈尔时期以及后来又任东北局的秘书长兼农村工作部长时，我因此与高岗有正常的工作上、组织上的接触。东北解放后，高岗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军区政委。我于1953年3月调到东北局后，高岗已调任中央副主席兼计划委员会主任，因此没有见面。他在中央与饶漱石关系怎样，我确实不清楚，我‘摆不了他的功，也说不出他的过’。”
第二，我在两件事情上应当承担责任：
“第一件，1953年秋我休假到北京，这时我已经兼任东北局秘书长，当然要到高岗处汇报请示工作。他这时正在收拾行装要到杭州休假。他说，他对刘少奇的一些说法有不同看法，一是批评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报告为‘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病’；二是在天津召开资本家座谈会上讲‘资本家剥削越多越好’；三是对富农党员雇工看法有不同。当时我觉得党内不同意见是常有的，就说‘你找少奇同志谈谈嘛!’他说，‘谈不通嘛!’他要我只对几个书记说。这事我和张秀山是原原本本传达了。这是第一件。”
“第二件事是有关中央组织工作会议。这时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东北局已派组织部长郭峰参加并发言，可是中央组织部又约张秀山参加并要发言。他毕竟在党内生活经验多一些。他很慎重，在发言前，专门向毛主席做了请示，毛主席说：‘你讲吧，我支持你。’于是，张秀山这个副书记叫我到杭州休假时向高岗汇报。我到上海，正碰到马洪休假也到上海，共同参观了几个工厂，以后一同到杭州休假，自然都去看望仍兼任东北局书记的高岗。到住处就吃饭，同桌的还碰到华东局的谭震林。毛主席对张秀山的话，我也遵嘱单向高岗传达了。按照当时我党的组织原则观念，我不能不照样传达!这两次传话，我到什么时候都对党对历史负责到底。这两件事，我在东北局批判大会上做了交待。也因此，我成了高岗在东北局的‘五虎上将’之一。那时算是‘罪有应得’的铁证。最后，党的处理还是宽大的。只是撤职降级，没有开除党籍。当然，以后，东北肃清高岗和‘五虎上将’流毒时，在各省市牵连了相当一些组织和个人，这就不说了。”
郭峰在1981年至1984年间，曾经三次与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谈到过高岗的问题：
第一次是1981年的8～9月之间。我是1980年底来省委工作的，我当时主要调查研究包产到户的问题，在各市县里跑。有一天，接到胡耀邦秘书的电话，说胡耀邦要来辽宁。在这之前我没有见过他，他也不认识我，而且这是他自从任总书记后第一次来辽宁。他准备先到辽西，我便去锦州接他。他下车后，吃完饭休息，我去看他。我也想与他交谈一下，介绍介绍自己。所以除了谈工作外，我便很自然地谈了自己。我说，在高岗问题上我有错误，但中央把问题提得这么高，我有想法。他插话说，你的意见我赞成，当时戴这么大帽子不合适，以后中央应考虑这个问题。我还说，我的弱点就是对干部不严，过于宽厚。他立刻插话说，我也是，历来对干部宽厚，这么多年我总被人认为右倾。我们总是对干部处理得过严，高岗问题就是这样。
第二次是1984年秋天。他来辽宁检查工作。当时李贵鲜是省委常委、副省长，管工业。在汇报工业时我就让他去讲，讲得很好，胡耀邦很满意。要到吃中午饭的时间了，宣布散会，当大家都刚刚站起来时，胡耀邦突然说，我有一件事要说。郭峰同志有病(我当时刚刚手术不久)，身体不好，这么多年又受了很多的委屈，你们各位要多做些工作，让他多休息些。这次谈话省委办公室有记录。
第三次是1984年。金日成来辽宁，在大连与邓小平同志见面，谈了很多国内外的形势等问题。之后，金日成在回国的途中提出要看看辽化，胡耀邦和我就陪同去了辽化。在从大连去辽阳的火车上吃午饭时，在场的就我们三个人。胡耀邦向金日成介绍我说，郭峰是吉林人，是个好同志，因高岗问题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今后要弄清楚。金日成对高岗的问题也知道些，我想胡之所以这样讲，是想解释我受了高岗问题的牵连为何还能当省委书记。金日成听说我是吉林人后很感兴趣，问我你是吉林哪里的人，在哪里上学。我说，我是吉林一中的。我知道金主席1929—1930年在吉林毓文中学上学还有在那儿被捕的情况。1933年我也曾被捕，也住在金主席被捕时住过的十字监狱。金日成听后非常地感兴趣，又问那个监狱还在不在。后来他还多次地打听我的情况。
马洪没有向中共中央写申述材料，但他也曾经就“高饶事件”问题向胡耀邦同志做过口头陈述。胡耀邦同志当时对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时间研究处理。
（摘自《高岗传》，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版，定价：5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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