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冬天，我中学毕业。一般的国立大学都是秋季招生，春季招生的很少。1941年燕大被封以后，1942年迁到大后方在成都复校。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当时燕大刚搬到成都才两年，比较特殊。当时是个怎么情况呢?燕大复校的时候，很多从北方去的学生到成都就学，燕大也招了一些学生。1944年的冬天，日本人打到了贵州黩山，离四川就很近了，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国民党发起从军运动，当时叫青年军，那时候有个说法，叫“十万青年十万军”。燕大的好多学生不仅从了军，而且还有很多因为英语好担任了美军翻译。燕大学生数量大为减少，为了补充生源，保证学生数量，那一年决定在春季招生。我本来打算在家中复读半年，秋天再参加考试，听到了这个消息，加上燕大又是个比较好的学校，就和班上的三个同学一起决定去报名试试。没想到一试就考上了。
1945年的春天，我进入了成都燕大的校园。一进入燕大，我感觉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我的中学时代，大后方的空气是十分压抑的，在校园里，学生的课外活动非常少，皖南事变之后更是这样。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附近的一些大学的学生被国民党抓走。我在中学时虽然对于国民党已经开始有了不满，但是对于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进入燕大之后，校园里的气氛很热烈，墙报也非常多，主要都是一些进步力量办的，另外，从校方来说，师生关系非常亲切，老同学对新同学也非常热情。我去注册的时候，因为燕大学生注册都是用英文，我们新生都看不懂，都是老同学带着我们去注册，办入学手续。从那时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一些进步的思想，参加了进步组织。
我入学不久，就有同学发起组织了“新生读书会”，1944年秋天、1945年春天入学的新生都可以参加，我也就参加了。进去之后，看到了很多进步的书报杂志，比方说《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这都是共产党办的，民主党派办的报纸有《文汇报》，当时成都还有一个《华西日报》。“新生读书会”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时事问题，特别还讨论过国共的问题，说到抗战就要胜利了，但是内战的危机也就来了。起先我闹不懂，共产党到底对不对呢?通过跟大家一起讨论，开始认识到了国民党的腐败，思想也慢慢转到倾向共产党。在我思想转变过程中，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论联合政府》以及当时《新民报》著名记者赵超构到了延安之后所写的《延安一月记》都给了我比较大的影响。这些文章让我觉得，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是对的。
抗战胜利以后，曾经被日本人抓起来过的民盟重要成员张东荪从沦陷区来到了成都燕大。张东荪本来就是燕大的教授，他到了成都燕大之后，同学们都很欢迎他，请他讲话，他就讲：中国要民主，要搞联合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外国教授夏仁德也到了成都燕大，他支持学生运动在燕大是非常知名的。除了这些进步教授，我们和成都其他的几个大学还经常联合起来搞一些进步活动，比如说五四的时候，我们就请了后来担任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张澜在华西坝做了演讲。在那些进步活动中，有些人牺牲，我记得有一个叫杨伯凯的人就是在一次活动中牺牲了。同时，西南联大一些教授的讲演，也被燕大的学生做成墙板展览，比如说著名的闻一多的讲演、吴晗的讲演、张奚若的讲演。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中学里无法接触到的。在那种环境中，我的思想豁然开朗，过去是苦闷彷徨的，现在感觉看到了光明之路。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高兴得很。但是高兴了没有几天，内战爆发了。下半年，昆明发生了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消息传到了成都，燕大的学生组织起来搞了一次游行，我也参加了，支持昆明学生，反对国民党屠杀学生。从那以后，我的思想就更加坚定了，进而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
当时燕大的地下组织有两个，一个叫做民主青年学会，一个叫创造社，英文名字的缩写是“CT”，起英文名字是为了掩护进步活动。民协当时就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关于创造社，现在有一些争论，但是当时创造社里面有党员，而且起主要作用。当时这两个团体都在新同学里面发展积极分子。我在学校里经常和五六个同学一起讨论问题，也一起办墙报，无形中好像形成了一个小团体，结果参加这两个组织的时候，我们几个被分开了。两个人参加了民协，我和另外三个人，因为创造社拉得厉害，都参加了创造社。可以说，我们几个人从那时候就正式加入了革命组织，成为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
刚进创造社的时候只是个一般成员，记得当时我们请过梁漱溟、张东荪等人做过讲演，看的东西也比以前多了。当时我和以前的几个同学还是经常在一起看书，我们找《共产党宣言》，但是找不到，结果找到了《国家与革命》，就看，但是也似懂非懂。1946年初，我就开始读辩证唯物论了，当时在四川图书馆里找到一本相关的书，主要讲唯物主义，看了之后，思想上提高了很多。那时候和教授们实际接触并不多，但是像张东荪、夏仁德等教授都给我很深的印象。
抗战胜利之后，燕大开始准备北迁复员，大规模的回迁是从1946年春夏之交开始的。当时的交通还很困难，学校一共分了四批。一批大概三四百人的样子，因为我是第一次出四川，一个人走家中也不放心，干脆就跟学校走。当时的路线是从川北到宝鸡，然后从宝鸡到西安，再从西安到太原，从太原再到北京。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是汽车，中间还坐过大车，前后走了21天。我之前很少离开过四川，这次走出来，一下子看到了许多山水，更主要的感觉是终于从四面皆山的那种闭塞的环境中走出来了。说到这里说点题外话，我们家和巴金家是亲戚，巴金的家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的样子，我们家的环境，跟巴金在《家》中描写的环境也基本相同。那样的环境，是压抑的。当时就想离开四川，到外面去。但是因为抗战爆发，出不来。我父亲好几个兄弟，只有一个到过北京读过书，我听他讲北京的生活很向往。这次跟着学校北迁，算是实现一个愿望。从四川出来，一过秦岭，心胸一下子就开朗起来了。
到了北京之后，燕园的湖光塔影以及知名教授的熏陶，让我在学业上大为长进，在学业上给了我帮助的燕园名师多不胜数，像洪业、邓之诚、翁独健、齐思和、聂崇岐、雷洁琼、严景耀、侯仁之。侯仁之先生讲课别开生面，他用卡车载着我们在北京四处走，边走边讲北京城的历史。从另一方面来说，能读到的进步书籍更多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燕大的图书馆中看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还有一本就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在成都是看不到的，但是在燕园，这些书籍都是可以公开借阅的。翁独健教授思想很进步，我那时候经常到他的家里去，很多解放区的广播，我都是在他家听的，1947年，毛主席发表《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讲话，我们就是在翁独健教授的家中听的，当时翁独健教授家的客厅里坐满了我们的同学，大家听得非常兴奋。1948年春天，世界学联的代表贝克曼来到北京，就是住在燕大，因为燕大最不显眼。在陆志韦校长和翁独健等教授的安排下，贝克曼住在外国教授家里。当时燕大学生和贝克曼有过两次会谈，谈中国的形势以及对中国内战的看法，以及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主张，我都参加了。其中有一次就是在雷洁琼教授家中，但是我们的英语都是半吊子，磕磕巴巴的，雷教授、严教授还给我们做翻译。后来华北学联在燕大召开了正式欢迎贝克曼的大会，北京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都到燕大来参加，主持会议的人是华北学联的主席柯在烁，后来曾经做过香港回归的谈判代表。
1948年对于我个人来说更是重要的一年，那一年我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创造社和民协在燕大北迁之后的1947年合并了，称为民主青年联盟。1947年的下半年，我被发展为党员；1948年2月，我正式宣誓，成为正式党员。其实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时期，就有党员来发展我，但是我担心入党之后不能再专心做学问，没有答应。到了1947年的下半年，又有个人来找我，让我入党。当时我在认识上已经意识到入党的必要性，但是发展我的那个人当时在学生中是有名的“大炮”，我还担心他是不是党员，找我最要好的同学商量过。
国民党发动“八·一九”大逮捕的时期，当时燕大学生上了国民党黑名单的一共是32人，名单都在报纸上公布了。我当时是燕大学生会的常委，黑名单上没有，这让大家都很奇怪，为什么没有我?因为平时我也没少接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这里面有个原因，我一直没有说，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说出来会有麻烦。说穿了其实很简单，当时我的伯父和北京方面的国民党有些联系，我到北京的时候，伯父事先替我打了招呼。另外我祖母的姐姐的孙子是国民党军统方面的特务，当时属于戴笠方面的红人，我的舅祖父曾经和他打过招呼： “你这个表弟，你要照顾。”后来有些人看过了我的档案告诉我，当时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但是到了我的时候，被我的那个表兄看到了，他替我说了一些话，说我还是读书的人，只是个跟着跑腿的，并不是主要的。就这样，我没有上黑名单。反倒帮助当时的同学安全地转移到解放区。当时燕大的学生到解放区要了解交通情况都是通过吴晗，那时候党要求我搞交通线的工作。哪个同学要走，都是我先通过吴晗，设计好了交通路线护送走。当时党在城内的美国新闻处还有一个点，负责人是陈鼎文，也是燕大校友。当时同学走的时候都带着暗号，党员是一个暗号，团员是一个暗号，盟员又是一个暗号。这些暗号都是由陈鼎文安排好了，由我再传达给要走的同学。走的时候，到解放区的同学在夜里二三点翻过学校的围墙，按照安排好的路线安全地到达了解放区，当时走了六个人，有两个人因为生病躲在了乱草堆里。陆志韦校长得知同学们走了之后，才允许在校园外面封锁校园的国民党特务进校园搜捕。后来因为情势紧急，党组织命令我赶快撤退。我走的那天，到了翁独健家，翁先生当时正在散步，我跟他讲了我要走的事情，他说：“你要走，我赞成。走吧，大形势就是这样，应该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不是腿脚不好我也走。”那时候我很快就要毕业了，迫于形势，我离开了燕园，到了解放区，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
（摘自《消逝的燕京》，重庆出版社2011年4 月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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