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起码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1964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沚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文革”以这种方式，使曾在任15年的文化部前部长、中国作协主席以及获职未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从特殊地位人群名单中抹掉。
以上变故，茅盾任其发生，不加探询。社会用“抹掉”来表示对茅盾的某种否定。而茅盾本人，也加以配合，用“主动消失”来保全自己。他裹足家中，除了看病需要去医院，便不出家门。外面轰轰烈烈的一切，他充耳不闻；满街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他没看过一眼。很长一段时间，他对现实的了解，基本限于家人带回的报纸、强劲的高音喇叭传来的嚣叫以及从卧室窗口所能看见的外面对“走资派”的游斗。他仿佛与现实达成一种默契，只要“文革”不来打扰他,他也就当它不存在。对于自己的被“遗忘”，他实际上相当知足，甚至可以说是“珍惜”。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躬耕南阳，曾抱这种处世哲学。茅盾“文革”间心态，大约与此相类。不过，他毕竟不是诸葛亮，20世纪也完全不同于公元3世纪。茅盾不得不替自己戴上隐身帽时，内心并无隐者的淡定。韦韬说：“那时候，他有信必复，不论是熟人还是并不熟悉的人。”而且总是在信中写上这么一句：“盼常来信，消磨寂寞。”
矛 盾
寂寞，是换取平安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是熬过难关所将忍受的生存状态。不过说到“寂寞”，对茅盾而言并非自“文革”以来方有所品尝，虽然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寂寞。
建国后，对他的尊崇达到极致，一身而二任，既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的部长，又做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得知自己被拟为文化部部长时，茅盾表示了谦让之意；毛泽东亲与之谈话，形容这把“交椅”“好多人想坐的”，“只是我们不放心，所以想请你出来”。
“十七年”那段历史，从荣显的角度说，茅盾非但不寂寞，反倒烨赫之至。只有一个问题：他以小说鸣世，原本是一位作家——然而，他最后一本长篇小说和最后一篇短篇小说，却都写于1948年的香港。
当然，这是否构成一个问题，因人而异。假若茅盾以做官和地位上的尊崇为享受，对创作不存残念，那么现实之于他倒也没有任何缺憾。但是，他那颗作家之心未死，依然充满渴望。
如果在“爱好”层面上谈问题，茅盾对做官谈不上“喜欢”，但鉴于官本位社会的种种特殊法则，做官与不做官，在所有事情上相去何止万里，所以也谈不上“嫌恶”——后来“靠边站”的时候，他就没有觉得是一种解脱。
在做官这件事情上，他心态是矛盾的；然而对于文学和创作，他却只有由衷的爱好。这不独是才赋所致，也是性格上自我考量之后，所做的确认与选择。当年，“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由政治革命激流中心抽身，转入“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角色，是他对自己人生的一次全面和理智的估衡。他觉得，较诸纵横天下、折冲揖让，自己更适合灯下吮毫、垂文自见。否则，“沈雁冰”不会变成“茅盾”。可另一方面，“茅盾”也终究是从“沈雁冰”变化而来，他的意识，连同他的文学追求，与纯书斋背景的人文知识者是不同的。他愿意与政治和现实社会，保持“在场”而非“离场”的身份。
大致上，茅盾愿意有一定的官职(或与此相当的诸般“待遇”——它们与一个人参政之深浅有关)，不过，最好是个闲职，以便他能够拥有不少的自己支配的时间，去从事创作。
令人感慨万端的是，对解放后仅有的两份创作类手稿，茅盾竟做出了一致处置：亲手销毁。
1970年，茅盾的孙女一天偶然发现它们，并且取出捧读。茅盾当时虽然看见，也未说什么。可是过了几年，韦韬打算找出它们，却遍觅不得，询诸父亲，听到的回答是：“已经撕了，当作废纸用了”，“写得都不成功，留之无用”。
当一个作家能如此决然地否定自己作品时，以至于不愿其存世有朝一日被人看见，十有八九是它们让作者太失望、太失落。
无疑，小孙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这些旧稿放在那儿——无论何处——就意味着总有一天会被人看到；而这是他不愿意甚或感到不快的，那会给他带来羞愧，使他一生文学造诣与形象受损；他应当阻止这样的情形再次发生……
面此实际，他无法不感觉着深深的寂寞。虽然前十七年对他崇隆日盛。可是从嚣浮世界回到书房，与古今中外的精神成就和他个人既往的精神成就单独相处时，他势必陷于大寂寞。
胸中块垒
茅盾有一个毕生的隐痛。
1920年7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建，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等，没有茅盾。不过，他很快就在10月份由李汉俊介绍加入了小组，并且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时，自然成为第一批党员。
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以及之后的中国共产党)，使他下一阶段人生基本转入实际的政治革命活动，尤其1923年他从《小说月报》主编卸职以后。他先是到党创办的培养革命人才的第一所大学上海大学任教，后又当选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执委、国民运动委员，并兼任下设的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茅盾说：“因为担任上述的党内职务，我就相当忙了……过去是白天搞文学(指在商务编译所办事)，晚上搞政治，现在却连白天都要搞政治了。”
他党内资格之老，不必说在文人作家群首屈一指，即从全党范围论，亦属最早元老之一。“文革”后，胡乔木代表中央请茅盾写回忆录，说：“中央讨论时，陈云同志特別提到您，说建党初期的历史，除了您，恐怕已没有几个人知道了。”后又让林默涵督促此事，林在信中说“我们希望您写一本您的重要经历的回忆录”，特别强调“内容不限于专谈与写作有关的事”。以此之故，《我走过的道路》对所亲历的上世纪20年代革命政治生涯，记叙甚详。简单来说，从1923年至1927年，茅盾在上海、广州、武汉三地周游，从事过工人运动、宣传工作、秘密工作、党务工作、教育工作……除了没拿过枪，别的大约都干过。尤其应该一提，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时，茅盾任该部秘书，另有干事肖楚女等工作人员七人，毛泽东这样对他说：“部长之下就是秘书。”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史称“大革命失败”。
汪精卫翻脸的迹象愈显。茅盾未雨绸缪，于政变前一周的7月8日辞去《汉口国民日报》总主笔，同社长毛泽民一起转入“地下”。隐蔽半月，他得到指令：拿着一张二千元支票，去九江见某人。到了九江接头地点某小店，见两个人坐在那里，一是董必武，一是谭平山。董告诉他：“你的目的地是南昌。”并要他继续带着那张支票。我们知道，数天后，南昌就发生了“八一起义”，茅盾的使命显然与此有关。但当他去买火车票时，却发现停售。这时他听人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翻山下去即到南昌。就这样，茅盾上了庐山。上山后，“突然患了腹泻，来势凶猛”。“三五日内尚不能行动”，“又躺了三四天”方能起床“稍微走动”。这时，他遇见有名的“革命美女”、曾在汉口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任职的范志超。范告诉他8月1日南昌发生了暴动，“现在南昌是叶挺、贺龙的部队占着，情况不明”。范志超提到，过一段时间她就要回上海。茅盾说他“也要回上海”。于是约定“一路走”。8月中旬，范志超托人买来船票。船到镇江前，茅盾心生一计，“考虑到在上海码头上容易碰到人，不如在镇江下船，再换乘火车”。他把行李托给范志超，自己在镇江上了岸。刚下码头，便遇军警搜查，那张支票被发现；茅盾“急中生智，低声对他说，这东西我不要了，就送给你罢。那个兵迟疑了一下，就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我走了”。
这就是“从牯岭到东京”的开始。我感到，80高龄的茅盾写这一段时，内心仍有不能面对的苦楚，一些关节处语焉不详。时间定格在了牯岭那个地方，仿佛凝固。如果当时能够买到去南昌的火车票顺利而往，如果不是那场腹泻，如果没有遇到范志超并听说一些消息……他会不会出现在南昌，完成使命的同时成为“八一风暴”的一员呢?假如事情这样演进，等待他的会不会是另一种人生轨迹呢?这些，都无由想象。现在，我们不知道他怎样放弃了使命，在他对范志超说出“我也要回上海”这句话之前，存在太多的空白。我们只能看出来，变化是随着遇到范志超而发生的；那么，范志超究竟和他谈了什么，这些谈话究竟对他有什么影响?范志超也选择了流亡国外，她去了南洋，后到美国做家庭教师以及国民政府驻美使馆工作人员。但我们更重视的是他自己的内心活动，可惜《我走过的道路》丝毫没有流露出予以剖陈的意绪。
他不能面对的，是那样一个字眼：脱党。在所有的叙述中，我们没有在一处地方见到他使用过这个字眼。他努力回避它，而且似乎是在运用语言的组织把事情说成类似失去联系那样的意思。可是他无意中提到一件事，显示潜回上海后，他仍然能够跟党联系上，这就是那张“失掉的支票”，茅盾说自己“当时报告党组织”，而党组织则向银行“挂了失”。
茅盾的脱党，并非信念产生动摇，应到性格当中找原因。他有这么一段自陈：
自从离开家庭进入社会以来，我逐渐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遇事好寻根究底，好独立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但是这个习惯在我的身上也有副作用，这就是当形势突变时，我往往停下来思考，而不像有些人那样紧紧跟上。
这里“独立思考”的用法，与一般不太相同，意思其实是“立足自身实际进行思考”。但他所谓“停下来”，却说得实在而准确。一遇乱局，茅盾总是头脑反而一下冷静下来，本能地选择置身事外、驻足观察，以辨明事态，同时反思自我。纵观其一生，无论国事私事，这种反应在他可谓一以贯之，从无例外。我们看他1927年的反应，与“文革”时的反应，逻辑根本是一致的。此谓“性格使然”，很难超越。
我大胆说一句，我认为茅盾所希望的介入政治的方式，或者说政治适合他的地方，也是研究性质的探索。他愿意在个人思考中，坚持不懈地追寻社会进步与解放的真谛。至于作为组织家、活动家、鼓动家、行动家或谋略家等，他却非其人。就此，我们可以他对“左联”的不满为例。“左联”前期大搞街头革命，频繁驱策盟员发动飞行集会、贴标语、散传单，茅盾对此啧有烦言，评曰：“说它是个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虽然他是从批判“左”倾路线角度这么说的，实际也与他性格上不适合此类形式有关。
“从牯岭到东京”、从职业革命家逋迁文学家的转变，我们能够觉察经过那一段的卷入与波折，他暗中就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可做怎样的事，认真有所省思。后来数十年，他确实没有再尝试驰骋政治舞台(包括建国后虽然担任文化部部长，内心实际上却无意仕途)。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从精神和思想上去接近马列真理，并以这种方式参与政治(改进社会)。他觉得，他能干、适于干同时可以干好的事情，是写作。
1927年，他“停下来”，没有“紧紧跟上”，使他整理了自己。自我认识较以往明晰了。然而，这一停，却失却了党籍，中共历史上第一批党员的身份戛然而止。对这个结果，他不能有什么怨言。的确是他自己“停下来”，找了一个地方、用了一些时间去悄悄地整理自己。问题是，当把自己整理清楚，找到为共产主义“发一星微光”的新的方式回来时，大门却对他紧闭了。
直到临终的时刻，在过去50年当中，茅盾曾两次请求回到组织，都没有如愿。
第一次是1931年，他通过瞿秋白向党做出这种表示。“秋白后来告诉我，上级组织没有答复，而他自己正受王明路线的排挤，也无能为力。”简单说，他被拒绝了。
第二次是1940年10月他接受派遣离开延安来重庆前夕。从茅盾行文的感觉看，他是反复斟酌了时机、鼓足勇气提出这个问题的：
我送闻天走出窑洞，一面向沟底慢慢走去，一面对闻天说，有一件事原来想找个机会正式向你提出的，现在来不及了，只好简单地讲一讲。我请求党中央研究一下我的党籍问题，如能恢复党籍，一则了却我十年来的心愿，二则到了重庆也能在党的直接指挥下进行工作。
应该说，张闻天的个人反应很积极，他称赞茅盾的愿望很好。表示提交书记处讨论后给予答复。过了几天，张闻天来看他，说中央书记处“认真研究”了茅盾的要求，“认为我目前留在党外，对今后的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我能理解。”对此，茅盾只简单地写道：
对于党中央的决定，我没有再说什么。
这句话显示茅盾对书记处的决定，有自己的解读。显然，他感到失望和失落。从此以后，茅盾对党籍问题缄默无语，再也不尝试去碰它。但他心中是很有介蒂的。两次请求原谅似乎结果都是未得到原谅(他很有可能会这么看)，只能让隐痛埋得更深。
当年跟茅盾有着类似经历的郭沫若，1958年却在未写入党申请书的情况下重新入党。韦韬回忆，1958年12月报上公布郭氏重新入党消息后不久，瞿秋白遗孀杨之华和弟媳张琴秋(沈泽民妻)来看望茅盾夫妇，“郑重”提出：“雁冰哥，你的党籍问题已经拖了30年了，应该解决了。当前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像郭沬若、李四光、钱学森都纷纷入了党，你何不也趁此时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呢?”她们是好意，但显然并不懂得茅盾内心在此问题上的“矛盾”——茅盾这样回答了她们：“过去几十年我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现在又何必非要这个形式不可呢?”
秦德君说，1951年她申请恢复党籍，写了跟茅盾同路去日本的经历，组织上拿到文化部找茅盾核实，要他写个证明。茅盾这样说：他不是党员，所以不便证明。这回答很合逻辑，却又让人感到咬文嚼字，似乎是带着情绪的。
郭沫若重获党籍时，茅盾以“形式”论之，貌似孤高超然，其实是一种遮饰，以掩盖内心的无望。对他来说，这当然不是“形式”!“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陆游《卜算子》的这一句，是可以作为多年来在这件事上茅盾心情的写照的。作为自认为一辈子信念初不稍变的共产主义信徒，对于不能回到党内，茅盾视为最大遗憾。他就在遗憾和疑虑的夹击中，长久地咀嚼落寞。
终于，到了弥留之际。他再也放不下这未了的心愿。《父亲茅盾的晚年》写道：
爸爸让韦韬扶他靠在床上，要来纸和笔，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爸爸的手已不听指挥，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韦韬说：“爸爸，还是你口述，我替你笔录下来罢。”于是爸爸缓慢地一字一顿地口述了给党中央的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的最大荣耀。
他在信纸上签字之时，也是内心真相大白之日——他是揣着苦涩度过了几十年!所谓“何必非要这个形式不可”，满含惆怅，不是真心话。
甚至袒露真情的最后时刻，我们仍能看见内心的阴影。他示意亲属，在他去世前这封信不要发出。难道他不希望亲耳获悉党籍得到恢复么?当然不是，这显然别有原因……
1981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做出为他恢复党籍的决定，“党龄从1921年算起”。那是茅盾去世的第四天。
（摘自《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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