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常听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样一种说法。这应该是指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的独特性、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上，倘若雷同，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基本存在价值。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时代仍需要的是文化的多元、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动。
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作为结论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南非图图大主教的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然而，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差异性之后，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认为只要是“民族的”，就一定是“世界的”，那我就觉得，这恐怕又陷入了另一种片面性，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缺乏一种深层次的、辩证的思考。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人之所以能够彼此理解，相互沟通，不同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流，我觉得是因为在至高的精神层面，肯定还存在着某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当然，我们在陈说这种“普世共通”的精神价值的时候，也要警惕和防止另一种倾向，即那种利用自己强势的话语权，硬把自己所奉行的价值观说成是普世性的价值观的文化霸权主义倾向。所以我这里所强调的这种普世性的精神价值，并不是站在文化输出的一方，而是站在文化接受方的立场、为接受方所认可的那种带有普世性的精神价值。
毫无疑问，中国具有她的一个独特而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但我们必须明智地承认，这一文化其实并不具有一种为其他民族欣然领受和仿效的影响力。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文化、包括在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中，将那些不仅具有优秀的民族特点、而且能将这些民族特点上升为具有普世性精神价值的文化遗产发掘、清理出来，让这样的文化加入到今天能够为世界大多数民众所认同、赞赏、并化为己有的价值体系之中，那么这些文化才能变成是“世界的”共同文化财富。
在此我不禁想到我们长期以来的对外文化宣传。无论是我们走出去办文化展览，还是在家里接待来自世界各国的宾朋游客，几乎是千篇一律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京剧、烤鸭、熊猫……而当我们看到外国友人对我们的大好河山，对我们种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啧啧赞叹的时候，我们便自得地以为人家对中国文化表示了认同。殊不知，这种第一眼的赞许其实与真正的文化认同还有相当的距离。真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在我看来，那应该是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所表现出的一种独特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它应该体现为一种普世性的价值观，一种能让人心悦诚服、欣然领受、乐于付诸实践的价值观。长城、故宫、兵马俑、丽江古城和苏州园林等这些文化遗产和景观，固然美轮美奂，令人赏心悦目，然而，所有这些历史的文化遗产，却并不能自然地等同于你今天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影响力。遗憾的是，我们——特别是负责文化宣传的有关部门和机构——对于这一点还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
文化学者余秋雨曾谈及他亲历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和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感受。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根据当地的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然而，那次世博会上的中国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就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结果，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很少有人在馆内的某一个角落停下脚步，都只是用了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而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上，中国馆显然也是做出了努力，但在宣传理念上还是没有太大的改观。当时，世博会的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不啻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的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候。
余秋雨说，这两次世博会上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1)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中华文化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2)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3)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4)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所以，我们与德国馆相比，缺少了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缺少了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这诸多的“欠缺”合在一起，反映了我们在认识上缺乏一种文化的自觉，这就是忽略了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一种人类共通的普世价值，结果有意无意地将民族价值置于人类普世价值之上，造成了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障碍。
二
论及“文化”，通常指的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说得更明确些，它更多的应该是指人类的精神生产及其成果的结晶，包括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等。为此，马修·阿诺德还从文化意义上对“国家”加以界定，认为国家不仅是一个“政体”，不仅是“权力的运作”，而且还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文化统一体”，“国家”应该代表了一种“最优秀的自我”和“民族的健全理智”。但这样的一种“文化”，显然指的是“文化”的一种理想状态，而不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实际状态。
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文化的民族性，其实并不是仅仅体现在这个国家的文字典籍之中。文字典籍所体现的，往往只是一种官方提倡的主流意识形态或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意识形态，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提倡，由于这样一种以乌托邦形式出现的理想，它往往反映的是实际存在中的一种“缺失”。
因此，当我们讨论一个国家国民的文化身份的时候，其实不应该把目光一味地盯在这个国家的文字典籍的字面上，而应该把更大的关注投向现实生活，对这个国家普通国民所实际奉行的那些行为规范和准则进行考察。我们不应该仅仅关注那些由传统文化典籍所体现出的那个官方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同时、甚至更多地注意这个文化传统中没有进入典籍的民间的或“草根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行为准则，思维习惯乃至生活的习性嗜好等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宗教影响并不太发达的国家。宗教按说应该是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一起(甚至比主流意识形态更加重要)的一种对一个人的文化身份进行“建构”的文化因素。然而，由于中国社会中主导性的宗教影响力的缺失，所以在更多的情况下，民间(草根)意识形态便取而代之，担负起了铸造民众文化身份的决定性的作用。但民间意识形态基本上是一种以生存为目的的意识形态，它的最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权宜性——为了达到生存的目的可以采取各种变通的手法，也正因为如此，它最缺乏的则是一种长远的、终极的关怀。一切美德其实都不是自发产生的，它只能来自后天的训诲、启蒙和修炼，而劝人向善原本是所有的宗教的出发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的“人之初、性本善”之说，与其说是对“人性本善”的肯定，毋宁说是人在发现自己已经“不善”之后，无奈地对自己天真本性的一种假设。草根文化，其中包含了种种机变百出，世故奸猾，阴险狡诈的厚黑成分。
中国人在对待历史、对待传统时，似乎人人都会说要有科学的态度——既要反对国粹主义，又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云云。我们看到，无以数计的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琅琅上口，悦耳动听，但这些仅仅停留在语词层面、话语层面的崇高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成为了社会民众自觉的行为准则，真正化入了我们的文化身份，则实在应该划一个大大的问号。
三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无人否认的事实。而就在我们在经济上逐步融入一个全球化格局的同时，我们向来为之骄傲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传统，如何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也与世界各国所共同奉行的那些具有普世共通性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一些互动，使我们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真正占有一席，让我们的文化价值观真正为其他文明所欣赏、认同和接纳，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我们不必把问题扯得过远了，在我看来，“文化”自身的核心问题主要就是一个价值观和生活态度的问题，因而与它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道德”，另一个是“品味”。所以，说到底，讨论“文化”问题，就要讨论如何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让这个社会上的人过一种更加“文明”、“健康”的生活。这一点，我看也无须从任何“理论”的高度，而只要诉诸我们作为一个人的良知，就很容易理解的。
世俗化文化、大众文化也许的确具有“祛魅”和“解神圣”的颠覆意义，但恕我直言，它所颠覆的可决不仅仅是“两个‘凡是’的政治文化和正统意识形态”。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都有一个从野蛮粗陋到文明高雅的筛选、发展、提升和进化的过程。这里的“野蛮粗陋”和“文明高雅”、“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区分，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坏优劣的等级区分，它们更多是代表了不同生产力阶段的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当然不可回避和否认的是，人类在自身发展的文明过程中，将摒弃那些被大多数人认为属于野蛮和丑陋的文化习俗和习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这与现代主义思潮中那种故意背弃现代文明、声称要回归本真的原始主义倾向则是两回事，即有所谓“精英”与“大众”的分野。在讨论“文化”时，势必还有其他价值判断的介入：“精英”文化背离了大众，便沦为令人唾弃的矫情和清高，而“大众”文化中那些林林总总的厚黑成分，无疑也是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中都要加以管束和惩戒的恶行。
因此，在目前这个由现代化转型而带来价值观混乱的时期，对自己的文化使命和操守，对于应该坚持怎样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看来更需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而这显然是当下更有其紧迫性的一种“文化自觉”。
（摘自《思辨的愉悦》，东方出版社2010年1月版，定价：27.00元。原文标题为：《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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