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李景田先生最近撰文，倡导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好，好，好，我举双手赞成。文风事关党风，党校作为干部教育的主阵地，若真能在改进文风上率先垂范，言传身教，不仅利在当代，也功在千秋。我在党校工作十数年，读过言之无物的文章无数，也听过不少空话连篇的报告。有切肤之痛，所以对改进文风的倡议尤为响应。
大约一个多月前吧，《学习时报》做东召开座谈会，各路专家济济一堂，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谈文风，海阔天空，各抒己见。虽然专业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识，即改进文风刻不容缓。而我所思考的是，今天国人的文风何以会江河日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的答案是四个字：利益驱动。
不是信口开河。先说我自己观察到的现象。首先是经济学教科书。当年我上大学时，教材通常三十万字左右，可三十年过去，今天国内教材的字数差不多都翻了番。是经济学发展突飞猛进吗?非也。就我所知，近三十年学界建树并不多，尽管国际上每年有人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但那都是三十年前的成果。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相对停滞，可教材为何越编越厚呢?我推测，这是与国内职称制度有关。就在几年前，大学评职称还是比著作字数，谁字数多谁先当教授。利益攸关，教科书膨胀不足为怪。
第二个现象是经济学论文。翻开经济学期刊，大多数文章写法如出一辙。也罢，而更麻烦的还是文字，要不是空洞晦涩，就是滥用数学，外行看不懂，内行不明白。一位在某权威期刊做编辑的朋友说，他们刊物选用稿件，仅一个半人能懂，作者本人懂，责编半懂不懂。这说法无疑有些夸张，但当今经济论文不好读是事实。奇怪的是，经济学大师斯密的《国富论》，有初中文化就能懂，为何今天的论文那样艰深呢?尤其是那些博士论文，哪怕你是博士也未必能看明白。
经济学适当用数学是好事，我不反对，然而滥用则物极必反。数学代替不了经济学，说上天，它也只是协助推理的工具。一篇经济论文若理论无建树，数学用得再深，也不过是花拳绣腿，废纸一张。如此浅显的道理，学子们不会不知道。既如此，可大家为何不在理论创新上下力而对高深的数学情有独钟呢?其中奥秘，我当年一位师兄一语道破。他说数学用得高深，旁人就不知所云，审评教授看不懂又不好明说，有苦难言只好网开一面，于是论文答辩轻松过关。
第三个现象是领导作报告。这些年我听过的报告无数，其中当然不乏精彩的，但讲空话套话的也不少。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领导讲话大多是念稿，甚至一字不落。几年前我到西柏坡，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看过毛泽东同志在全会上作报告的录像，当年毛主席只拿一个提纲，讲得神采飞扬。相比之下，我们现在一个省、市领导，讲话都得让别人拟稿。是领导水平低吗？未必。我接触的官员多，从省到县，多数其实都能说会道，可一旦作起报告来就照本宣科。
何以如此?我的解释是如今大小会议多如牛毛，办会单位为提高规格，往往挖空心思要请领导到会讲话。领导非神仙，不可能万事通，情况不了解还要讲话，不得已，故只能请别人捉刀拟稿。另一方面，领导要到处讲话，言多必失，为避免讲错话，高明之策就是讲空话。空话虽不管用，但空对空，对不了也错不了，不会有后遗症。由此看，讲空话原本是出于无奈。然而，空话讲多了也就成了习惯。习惯成自然，天长日久，也就成了官场一大流弊。
其实，国人的文风并非始自今日。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过整顿文风。既然文风问题由来已久，积重难返，那么今天要改进文风若无制度保证，仅靠发号召怕是难以成事。经济学说，制度高于一切。要改进文风，重要的还是要创新机制。说我熟悉的例子。我供职的中央党校，原来评职称的一项硬指标是比著作字数，攀比之下，学者的文章越写越长。前几年改了规矩，评职称只看代表作，不比字数，于是泛泛空谈无人问津。
另一个例子是中央党校的授课制度。我刚进党校时，每节课是3小时，可那时总有教员拖堂，学员怨声四起，意见大。后来校委立规矩，限定每节课不得超过2小时，并让学员当堂给教员评分。你猜怎么着？拖堂现象戛然而止，教学效果大大改观。去年我在党校做学员，听课一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不仅拖堂少，而且授课质量出我意料，许多教员本来都是朝夕相见的同事，可听过他们授课，仍让我刮目相看。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官员的文风。如何让官员少讲空话，办法当然多，但最根本的一条，恐怕还是立规矩。比如今后领导作报告，能否借鉴中央党校的做法，让下面的听众打打分。分数可以不公开，但必须反馈给领导本人。要点是，听众打分应不记名，记名打分大家不敢说实话，规矩也会流于形式。而困难在于，官员给自己立规矩，革自己的命，谁会愿意第一个吃螃蟹呢?
那天我在《学习时报》座谈会发言，斗胆提出领导讲话要让听众打分，不料与会者都赞成，并报以热烈的掌声。不过掌声归掌声，我知道要真正做到不容易。既然党校要带头改进文风，那么就请校长们带个头吧。万事开头难，能不能迈开这一步，让我们拭目以待!
（摘自《中国的前景：王东京经济观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8月版，定价：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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