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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0年08月01日 星期日

    苏联放蒋经国回国的内幕

    杨天石 《 书摘 》( 2010年08月01日)

        1925年10月,经蒋介石批准,16岁的蒋经国和其他90个年轻人一起赴苏。当年10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复谕经儿,准其赴俄留学。”

        蒋经国到达苏联后,进入莫斯科孙中山大学。1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2月,蒋经国写信给父亲,批评蒋介石给他的信“不脱离宗法社会的语意”。蒋介石不以为忤,回信表示:“你的进步我以为很大,你的思想、语意统统是对的。”信中还说:“中国革命如能成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这样革命才有意义,否,则不能说是革命。”这以后,蒋介石得悉儿子已经加入共青团。写信勉励他以共产主义为事业,函称:“我虽然未加入共产党,而为纯粹的国民党员,但我自认我一生的事业是在革命。所以我们父子两人始终是立在革命战线奋斗的。我对于你,名称虽为父亲,在革命上说起来是一个同志,我实在是满足的。”6月,蒋经国写信向父亲报告学习情况,蒋介石觉得信写得不错,“文理甚有进步”,高兴之余,特别将信递给张静江阅读。不久,北伐开始,蒋经国曾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在莫斯科群众大会上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此后,他被孙中山大学的联共支部书记视为“有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

        转眼就是1927年。这年2月1日。蒋介石还曾致函蒋经国,鼓励他毕业后“仍在苏联继续学习”,看不出会有大的政治动作。但是进入4月,蒋介石却通过白崇禧在上海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发动反共政变。这对于蒋经国宛如晴天霹雳,但他转变得很快,马上带头鼓动学生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大厦前游行,并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文章谴责:

        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几天前,他已经不再是革命党,成了反革命分子。他对革命说尽好话,时机一到却背叛了革命。

        自然,蒋经国的这一表态得到了苏共和在莫斯科的中共党人的充分肯定。一度被他的同学们称为“敬爱的人”。不过,几个月之后,他又在秘密鉴定中被认为“政治上不坚定,犹豫不决,需要长期特别的政治监视”。

        在孙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受校长拉迪克和施凯德教授等人影响很深。他们告诉蒋经国,“托洛茨基是位勇敢的革命志士”,“托洛茨基的学说是最进步的”。蒋经国也很欣赏托洛茨基的名言,“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他不仅沉迷于托派的激进革命理论。而且加入了托派秘密组织。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开除托洛茨基等人的党籍,蒋经国这才承认错误,退出托派。

        据蒋经国自述,他从孙中山大学毕业后,曾申请归国,但未被批准,他便申请加入红军。1928年,蒋经国以“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的优异表现,被保送进入列宁格勒苏联红军军政大学。在演习中,他曾担任过连长、团长及师参谋长等职。1930年3月28日,被批准成为联共候补党员。同年7月,蒋经国从军政大学毕业,被派到工厂实习。1931年,因在公开会议上批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被送至莫斯科郊外的石可夫农场劳动。次年,苏共又应王明要求,将蒋经国送到西伯利亚的一座金矿做工。1932年11月,蒋经国到乌拉尔山附近的一座重型机械厂当技师,1935年3月和同厂的女工芬娜结婚。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出生。

        蒋经国有过回国的念头。1934年12月,苏联内务部乌拉尔分部主任李希托夫找蒋经国谈话。告诉蒋:“中国政府要我把你送回去。”当蒋经国为之精神一振时,李希托夫又告诉他:“最后决定权当然在我们。我现在要你写份声明给外交部,告诉他们说你不愿意回国。”后来,蒋经国奉命和中国大使馆的一位书记谈话,蒋当然不敢透露想回国的愿望。1935年1月,共产国际将蒋经国召到莫斯科,王明告诉蒋经国,中国最近谣传你在苏联被捕,要蒋写信回国,告诉母亲,自己在苏联完全自由。王明拿出了一份代拟的信件,蒋经国觉得并非己意,拒绝签名。后来苏联内务部长和王明商量,同意蒋经国另写一信,蒋经国仍然不敢透露自己想回国,只含蓄地写上一句:“我没有一天不想吃点久未尝到的家乡小菜。”从莫斯科回到乌拉尔后,蒋经国曾经通过一个名叫陈甫玉的华侨帮他带一封信给蒋介石。一个月后,陈的妻子告诉蒋经国,陈甫玉已经在距离中苏边境只有几里的赤塔被捕。大概即在此后,蒋经国曾一度被取消候补党员资格。苏联有关方面的结论是:“我们不要忘记,蒋经国是蒋介石的儿子。”

        1936年12月。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正式党员。他在自传中表示,如果将来有机会碰到蒋介石。要“给他和他的党羽严酷的惩罚”。同月15日,蒋经国被接受为第四类布尔什维克党员。所谓第四类,指的是“人民敌人”的子女。这说明,他是被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

        尽管蒋经国痛骂蒋介石,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但是,他是蒋介石的亲生儿子,留苏不归,蒋介石还是怀念他的。蒋经国留苏不归,久无音讯,蒋介石盼望儿子归来,自是人之常情。但是,此后一段时期中苏关系的恶性发展,使蒋介石感到蒋经国归来希望很渺茫。

        国共关系破裂后,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经过多次讨论,决定支持中共组织武装暴动,在广州建立工农兵苏维埃。

        1929年7月17日,苏联政府宣布从中国召回所有官方代表,要求中国外交官迅速撤离,断绝外交关系。

        中苏断交,蒋经国归国的希望断绝。此后,苏军进攻中国。东北军东北地方当局与苏联达成《伯力协定》,由于协定涉及一些需中央批准的内容,南京中央政府未承认此协定,1930年,宋蔼龄向蒋介石建议,考虑承认《伯力条约》,为营救经国归来留下余地。蒋介石决然回答说:“伯力纪录无异亡国,余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次日,蒋介石、宋美龄陪宋蔼龄拜谒蒋母墓地,再次讨论营救蒋经国回国一事,蒋介石的回答却是“不宜操切”。自然,换取蒋经国归国的问题就无法谈起了。

        蒋介石虽然拒绝了宋蔼龄以承认《伯力协定》交换蒋经国的建议,但是,他对蒋经国的思念却有增无减。由于蒋母已去世多年,蒋经国又是蒋母疼爱的长孙。这一段时期,蒋介石对儿子的思念经常和对母亲的思念糅合在一起。如1931年1月25日日记云:“少年未闻君子大道,自修不力,卒至不顺于亲,不慈于子,至今悔之不及。”同年12月3日日记云:“近日思母愈切,念儿亦甚。中正罪孽深重,实无颜以对父母也。”古语云:“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介石是儒学伦理的遵奉者,他担心蒋经国死在异国他乡,将来自己去世后,无颜见双亲。

        就在这一时刻,历史给了蒋介石一个争取蒋经国归来的机会:宋庆龄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国民政府逮捕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Hilaire Naulen)夫妇,以之为交换条件,让苏联政府允许蒋经国归来。当年12月16日蒋介石日记云:

        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而强余释放,又以经国交还相诱。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所生则几矣。区区后嗣,岂余所怀耶!

        蒋介石当然会想到,对宋庆龄方案的拒绝可能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但他马上又想:古人传世,依靠德行与勋业,不靠子孙。前代史传中有许多圣贤豪杰、忠臣烈士都无后,但其精神事迹都卓绝千秋。与之相比,自己念及“有后”、“无后”一类问题,说明自己志向低鄙。不过,他猜想,俄国人也许还不至于加害经国,自己生前也许见不到儿子。但死后,经国“终必有归乡之一日”。蒋介石就这样心事纷纭,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对国不能尽忠,对亲不能尽孝,对子不能尽慈”,自白活在世间,伤心之至!

        以蒋经国交换牛兰夫妇,这一主意可能来自莫斯科。牛兰夫妇被捕后,莫斯科不仅动员了许多国际知名人士出面营救,而且愿意以蒋经国交换,这一事实说明牛兰夫妇在共产国际中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条件通过宋庆龄提出,也显示出宋和莫斯科方面的密切关系。季米特洛夫日记记载,宋庆龄“已近乎是共产党员”,她参与营救,很可能有特殊背景。

        蒋介石拒绝宋庆龄的建议,显示了他性格中坚决反共和倔强一面,但是,他还是希望蒋经国能够回来,也相信能够回来,1934年2月13日日记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同年8月15日日记云:“近日病中,想念两儿更切,甚望其能继余之业也。”可见,蒋介石虽然做了蒋经国在苏联被杀的最坏思想准备,但对其归来仍抱有希望。

        当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威胁下,中苏开始接近,双方都希望以两国的联合牵制和震慑日本。蒋介石一面指令颜惠庆、顾维钧、王宠惠等与苏联谈判。企图恢复邦交,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争取让蒋经国回归。1934年9月2日日记云:“与颜、顾、王等谈外交方针渐定,彼等或较谅解。经国回家事,亦正式交涉。此二事能得一结果,则努力之效渐见。”同年12月,蒋介石从苏方得到消息,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末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此家难,能以一笑置之,自以为有进步也”。不过,蒋介石也想到,蒋经国在苏联已经被“赤化”,曾经发表过一份批判自己的激烈声明。即使能够回国,见面时如何相处,也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样一想,他就转而安慰自己,1935年9月1日日记云:“经国不归,使余无逆子之忧惭,是塞翁失马,上帝必有其意旨也。”

        次年12月,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将写给宋美龄的遗嘱托宋子文转交。还有一函致经国与纬国:

        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一世只有宋女士为我唯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唯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嘱。

        父 十二月二十日

        12月24、25日,蒋介石两次会见周恩来。有资料说,周恩来曾担保,蒋经国可以由苏联归来,经国是爱国分子,毫无疑问,也会希望父亲抵抗入侵中国的敌人。

        蒋经国的归国难题终于呈现曙光了。

        中苏关系改善后,苏方对蒋经国的回国态度也逐渐转变。1936年11月上旬,苏俄驻华大使准备回国,通过张冲向蒋介石传达“经国可以回国”,并称:前些时候,蒋经国曾通过华侨带信回国,“被搜查折回”。蒋介石得悉后感到安慰,在日记中表示:“可知经儿未忘其国家也。”同月,蒋廷黻被任命为驻苏大使,启程之前,宋美龄特意告诉蒋廷黻,委员长希望长公子能够回国。到达莫斯科后,蒋廷黻和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商量,请他代为查询蒋经国的下落。史表示很困难,答应试一试。

        蒋经国的回国问题终于进入议程。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围剿,国共双方加紧了联合抗日的谈判。蒋经国曾致函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要求回国。1937年3月10日,季米特洛夫决定,叫蒋介石儿子来一趟,然后派他回国。蒋经国到莫斯科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向他表示,很快就可以回到中国,但首先要写一个声明,保证回到中国后不跟中共作对,也不能站到托派一方。

        在莫斯科期间,蒋经国先后会见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斯大林的密友李希巴托夫、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等人。他们对他都很友好。史迪曼尼可夫对他说:“中国政府要求我们送你回去。苏联政府现在觉得南京政府及其领袖蒋总司令对我们是友善的,因此,我们愿意答应我们朋友的要求,把你送回中国。”又说:“中苏关系正在日益改善。我们现在对南京政府及蒋总司令有很透彻的认识。中国近四五年来,有了长足的进步。我希望我们将来不单在地理上,而且还在政治上,有密切的关系。”据说,在此期间,蒋经国还曾受到斯大林的接见。

        25日,蒋经国到中国驻苏大使馆领取护照,向蒋廷黻大使辞行,蒋廷黻随即致电蒋介石报告。当日下午蒋经国离开莫斯科。

        蒋介石在3月17日得到蒋经国即将归国的消息,很高兴。日记云:“十年苦斗,方得国与家渐见光明也。”24日,蒋介石举行家宴,自然一片喜庆气氛,但经国、纬国尚远在异国,不能团聚,蒋介石未免感到美中不足。第二天,好消息接踵来到。25日,蒋介石接到蒋廷黻大使的莫斯科来电,声称蒋经国当日到使馆叙谈,已有妻与子各一,大约下月即可到达上海。4月6日,蒋介石接到蒋经国从海参崴打来的电报。多年以来,蒋介石、蒋经国之间不通音讯,接到儿子第一通电报,蒋介石自然感到安慰。4月12日,蒋介石再接蒋经国电,声称已自海参崴乘船回国,更觉高兴。

        随着父子相聚日期的临近,蒋介石心中开始密布愁云。4月13日日记云:“教子不慎,自坏家风,可痛可悲也。纬儿决不如此也。”4月18曰,蒋经国到达杭州。怎样和这个“赤化”了的、在苏联报纸上骂过自己的儿子见面,蒋介石不无踌躇。日记云:“家事愁闷,不可言喻。”第二天,蒋介石才决心和蒋经国一家相见。日记云:“下午见经国,以昨日到杭,不愿即见也。”20日,蒋介石又烦恼了一天,以后才慢慢缓解下来。月底,蒋介石在《本月反省录》中写道:“经儿由俄归家,一别十二年,骨肉重聚,不足为异,而对先妣之灵可以告慰。”他终于放下了无以对母亲,也无以对祖宗的沉重思想负担。

        (摘自《阅读MOOK》第16卷,21世纪出版社2010年4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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