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孝勇：“地下总统”的赤子之心
蒋友柏父亲蒋孝勇性格谨慎细腻，和玩世不恭放荡冲动的大哥孝文大不相同，与莽撞倔强好勇斗狠的二哥孝武也相去甚远。他说话做事如履薄冰，是蒋经国最听话、最乖的儿子，是子女中个性上最像蒋经国的一个。蒋经国的日记曾经这样写道：“孝文糊涂、孝武荒唐、孝勇可爱!”对几个儿子的欣赏程度高下立判。
蒋孝勇从小就知道父亲的心思，总是能帮父亲先想一步。他最懂得讨好父母欢心，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做得无懈可击。比如每次母亲蒋方良过生日，孝勇都会把父亲蒋经国要送的礼物准备好，放在父亲的办公桌上，礼物都是事先想好的最合适的东西，连包装纸都精心挑选过。他打理蒋经国身边的事情无微不至，小至穿衣吃饭大到党政大事，都可谓体之入微。
后来蒋经国的很多家务事都是由小儿子来打理，特别是到了晚年，每次出门都要带着小儿子。所以，蒋经国开始打算把一部分权力让给儿子，让他帮忙去分忧解劳。
从前蒋孝勇认为自己不该从政为官，一直想另辟蹊径走一条与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路，最后还是被父亲选择作为代言人。但国民党政权饱受“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冲击，“蒋家人不能、也不会再有人参选下任总统”，这辈蒋家后代是不可能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的。但是蒋孝勇不得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顶着巨大的压力帮父亲办事。
在蒋经国最后几年时光里，每个星期除了星期三和星期六外，蒋孝勇都会带着友柏他们到七海官邸，陪蒋经国夫妇午餐。而每个星期二及星期五晚上，是蒋孝勇向蒋经国报告各种公私杂务的简报时间，这时他都会在官邸陪蒋经国聊天。他们父子间什么事情都谈，地方问题、党的问题等。
蒋孝勇成了蒋经国暮年最为倚重的肱骨，宋楚瑜和王家骅也是左膀右臂。对于三个人的角色定位，蒋孝勇说：“父亲对王家骅是事务性的交代，如今天要做哪些事情、明天又有哪些事情等等；跟宋楚瑜谈的大部分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怎么去解决；跟我则说的是还没有发生的或者正在酝酿的事，这些事情的背景以及对策。”
蒋孝勇时常能传达最高意旨，几乎是蒋经国和国府党政军大员之间的“传话人”，成为这一时期官场人人敬畏的人物。正由于他可以随时“上达天庭”，所以很多官场上人借着各种机会逢迎巴结，以讨蒋孝勇的欢心。
生性低调的蒋孝勇很少在外抛头露面，被台湾坊间称为“蒋家唯一隐于神秘帘幕后的人物”。他可以说是蒋经国最直接的代表，“地下总统”就是别人为他取的绰号。
这位外界看来如此神秘的人物，在家里却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每逢周末和节假日，他最爱在家里表演厨艺。蒋孝勇对做菜颇有天分，任何美味可口的菜色，只要他吃过一次，就能够模仿菜式的色香味，照葫芦画瓢般，做出一模一样的菜来。
年轻时蒋孝勇上过军校，有一定的射击基础，所以他业余时间喜欢打靶。每次他有射击活动都喜欢带着友柏参加，让儿子感受一下严格的军事训练。他希望友柏从小能练习打靶，这样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而且可以训练瞄准力、注意力和稳定性。
蒋孝勇教育孩子无疑是很有一套，很多东西让蒋友柏终身受益。蒋孝勇常常告诉蒋友柏，一定要谨记两件事。一是感谢上帝的恩典及祖上的余荫、余德，一是别人喜欢荣华富贵，是别人的事，自己不要去牵扯。
爷爷蒋经国逝世
蒋经国晚年疾病缠身，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其生命最后的时光，他却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改革。
1986年初，身体日渐衰老的蒋经国表示，将要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并开放党禁，开放报禁。马英九回忆说自己在听到蒋经国亲口说要开放党禁、报禁时，当即被一股“我们正在创造历史”的电流击中。但国民党要人则纷纷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却凛然地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1987年7月15日，世界上实施时间最长的戒严令宣布解除，台湾人真正拥有了自由组党、结社、办报办刊的权利。岛内民运人士迫不及待地于9月28日集会，宣布民主进步党成立。反对党公然成立这还了得?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的名单，蒋经国却置之不理。
1987年这年的“双十节”，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典礼并致词。他的讲话只有106个字，但已经吃力得坚持不住。蒋经国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但外界的纷扰并没有停止打扰他。
首先当数老兵请愿事件，源自蒋经国的开放大陆探亲政策。事件发生于1987年11月10日，近千名老兵以无钱回大陆探亲为由，集结在行政院门口示威，要求当局每月增发补助费并一次性补助数万元的大陆探亲费用。当时俞国华没有答应此要求，也没有进行有效疏导。为了避免冲突，他要求行政院所有工作人员一律从后门进出。
重病中的蒋经国得悉此事，当晚即将俞国华召来斥责，并派宋楚瑜到老兵中进行安抚。蒋经国在第二天深夜得知老兵们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已散去，他才上床休息，这时距离他离世还有61天。
1987年12月25日，蒋经国出席一年一度的“宪政纪念会”。此时身体虚弱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致词，这时有11名民进党代表在会场突然发难，高举白布条抗议，一边跺脚一边高呼：“我们要求完全选举国大代表!”
面对这样当面的挑战，蒋经国默然而坐不以为意，继续让“国大”秘书长代他在喧哗声中宣读讲词，重申民主改革的决心。面庞浮肿的蒋经国呆坐几分钟后，黯然离场。这是蒋经国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镜头，或许是无人解围让他感到了孤独。之后蒋经国几乎不再露面，也不过问什么事，有人来到他面前，会听到他喃喃，如同自语：“你们能做的事，赶紧去做吧。”
1988年1月13日下午1点55分，蒋经国突然大量吐血，并引发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不幸于3点50分去世，终年78岁。当天全岛鲜花销售一空，成千上万的人自发在街头列队向他致哀。
多年后蒋友柏回顾爷爷的一生，感觉他过得真是坎坷。在有生之年经历了流放西伯利亚、与孔宋集团对抗、美国遇刺、石油危机、退出联合国、半夜美使告知断交、“美丽岛事件”、“江南命案”等崎岖。但蒋友柏也觉得爷爷一生更是伟大，他亲手带领台湾进入经济腾飞，又将台湾带入民主时代。他亲口宣告了开放大陆探亲，为两岸和平交流揭开序幕。
最让蒋友柏不解的是，为何爷爷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做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没人能告诉蒋友柏。但蒋经国的一生可以画下一个完满的句号，成为让后世认同的政治典范。
爷爷葬礼的背后
爷爷蒋经国去世那年，蒋友柏才12岁，然而正是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年，在爷爷去世的那段时间，忽然想明白了人生的很多事情。
蒋友柏永远也忘不掉爷爷去世那天，他放学回家就从母亲口中得知爷爷去世了，这消息宛如晴天霹雳，惊破了长空。等到蒋友柏换好西装跟着家人去看爷爷时，爷爷已经更好衣，安详地躺在床上。父亲沉默地陪侍在一旁，奶奶情绪激动地抓着爷爷的手，不断地呼唤爷爷的名字。
蒋友柏随着家人一起参加了1月30号的“国葬礼”。在隆重的葬礼背后，隐藏的是你死我活的争权夺利。
由于蒋经国在去世之前，早已公开对外界表明：蒋家人决不再搞世袭政权。事实上蒋经国不仅这样表白，更是毅然做出让别人接班的实际安排。蒋孝文因为卧病多年，蒋孝武因涉“江南命案”外放新加坡，只有蒋孝勇在他病危时代理一些政务，但蒋经国有意不想再让蒋家人走政治这条路，所以自他去世后，蒋家权力继任成了一个真空。
这时李登辉开始活跃起来。之前他一直以一位学者型官员面貌出现，貌似对官场表现得不是特别热衷，温文恭俭，所以才赢得蒋经国的倚重。1984年他被蒋经国一手提升为“副总统”，并顺利进入中常委，成为刻意培植的接班人。
如今蒋家大势已去，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就在蒋经国去世当天，李登辉宣誓就职“总统”，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没过多久，李登辉就得陇望蜀，觊觎国民党党主席的位子。
虽然国民党内多数人都支持李登辉继任主席，但党内实权仍在元老派这边，他们认为只有德高望重的宋美龄才有资格担任这个位置，因此元老派和少壮派之间在军政界斗争激烈。李登辉这时还得如履薄冰，在他就职的第二天还去拜访宋美龄，并以继任者的身份谦卑地下访党国元老，并且勤跑蒋经国的灵堂，一点儿都看不出来野心。
李登辉一面深藏不露地不动声色，一面积极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军政要职，把一些元老派排斥在权力圈外。不久羽翼渐丰的李登辉登上国民党党主席的位置，实现了党政一元化领导。他终于不用再把蒋家老小放在眼里，可以志得意满地宣告台湾天下是他的了。
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
爷爷蒋经国的撒手人寰，除了让年少的蒋友柏第一次感觉到亲人离世的悲痛外，感触最深的还有阳明山家门口一夜之间变得门口罗雀，父亲蒋孝勇的生活也骤然变得如闲云野鹤般散淡。
以前一天往往有几拨人风尘仆仆地上山，前来请求蒋孝勇疏通关系的国民党军政大员更是数不胜数。现在蒋经国尸骨未寒，居然很多人立马就变了嘴脸，尤其是那个前恭后倨的李登辉。一种压抑的气氛开始向蒋家靠近，早晚这股怨气会发泄到他们头上。
在蒋友柏幼小的心灵中，从这时起就隐约地感触到政治的险恶，但又不知道这么大的变化究竟为什么?
蒋友柏知道爷爷的去世对父亲打击很大，这段时间蒋孝勇整日沉浸在悲伤中，无所事事而又不能自拔。拿蒋孝勇自己的话说：“我失去最多，因为我失去了父亲；然而我也失去最少，因为我只失去父亲!”
的确，父亲蒋经国的离去，让蒋孝勇的生命一下失衡了。加之李登辉上台掌权后，急于摆脱两蒋在台湾政界的影响，纵容和支持一系列“反蒋”的活动，开始对台湾政治体制大动斧钺，实施一系列本土化和“去蒋化”改革，岛内的气氛与蒋经国时代如同隔天换日。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父亲蒋经国的话又一次回荡在蒋孝勇耳边——人在走路时，转弯最重要。这句话原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名言，蒋经国生前经常挂在嘴边。这时的蒋孝勇分明感觉到，他的人生和家族命运是该转弯了。
蒋孝勇在父亲去世之后，一直秉持一个原则：对政治有所批评，但绝对不卷入是非圈里!他知道如果自己和孩子一直留在台湾，免不了还要趟政治这潭浑水。若能就此离开台湾，去个单纯的环境，一家人不就可以重新思考未来，思考要往何处去了吗?
在无所适从的焦虑之下，蒋孝勇决定“逃离”台湾。
恰好方智怡姐夫张春旺曾经在加拿大东岸的魁北克省蒙特利尔留学并且工作过，因此，去加拿大的念头在蒋孝勇的心中萌生……
宋美龄：“不要忘记你姓蒋”
离开台湾之前，蒋孝勇和方智怡带着友柏、友常两兄弟去士林官邸，向宋美龄辞别。
蒋孝勇从小就是宋美龄的开心果，是最得宋美龄宠爱的，而方智怡也是她最疼爱的孙媳妇。年岁已高的宋美龄不能吃太多油腻的食品和甜食，但仍有人不时地给她送来这类食品，她经常捎话让方智怡带着小友柏来尝尝。有时一下子找不到方智怡和小友柏，她总是特别嘱咐要留着给智怡小囡和友柏。
这些年宋美龄独自一人孀居官邸，无法向外人言说的心事很多，但只要方智怡带着小友柏在她身边，她就可以暂时乐而忘忧。每次宋美龄心绪不佳时，手下人便四处打电话找方智怡来给老夫人排遣寂寞。
宋美龄这次回台住的时候比较长，因为蒋经国健康日益恶化，台湾未来政局没有稳定，需要她来稳定大局。毕竟这么多年她的威信还在，虽然她早已退居二线，但到哪里还是前呼后拥，气派不减当年。
蒋经国逝世之后，宋美龄几次前往“妇联总会”，一时间造成门前岗哨林立。她曾想利用自己的余威，一度召集了一帮老臣稳定局势，发出“老干新枝”之说，给台湾政坛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然而，终究岁月不饶人。年老体迈的宋美龄无法再出来主持大局，只能任由台湾政局的发展。对蒋经国选李登辉接班，她虽然十二分不愿意，但事到如今也只能听之任之，她知道如今的残局已是覆水难收了。
宋美龄早就耳闻小孙子蒋孝勇忍受不了台湾的局势变换，准备远走他乡而不问世事。在她看来与其看不到台湾光明的前景，小孙子这么选择不失是一条上策，眼不见心不烦。
知道小孙子要来向自己告别时，宋美龄老早地坐在一楼大会客室里等待了。蒋孝勇神情凝重地说：“阿娘(宁波话祖母)，这次我来是为了和你告别的……”话到嘴边却又哽咽了。
宋美龄朗声说道：“你们要出去，太太(宁波话曾祖母)绝对赞成你们出去；但是出去要记住两件事——第一，不要忘记你们姓蒋，第二，不要忘记你们是中国人!”
小友柏和弟弟安静地站在旁边，似懂非懂地不断点点头，他们似乎感觉到“蒋”姓对自己的意义和责任。
蒋孝勇在临行前决定公开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的专访，这是他在即将告别台湾之时一次袒露心境的谈话，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和责任。
蒋孝勇面对蒋经国去世以来，台湾政治社会的各种变化，表示不愿意看到自己祖上被人家做一些不当的羞辱。他说：“我总觉得我们家庭和中国近代史，过去似乎是连在一起的。但总是要打个休止符的。这是我的立场。很明显可以看到，对我而言，父亲辞世以前，没办法打一个完全的休止符。不是别的原因，是因为人家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但是我不愿意我的小孩子跟我有同样的遭遇。”
3月8日，蒋友柏一家人正式离开台湾，飞机载着这个特殊的家庭，飞向世界另一个角落。对于蒋孝勇全家的出走，台湾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蒋家王朝根拔台湾、“家天下”气数尽散的表现，是一个时代的谢幕。
（摘自《悬崖边上的贵族蒋友柏：蒋家王朝的另一种表达》，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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