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国于1945年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台湾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回到祖国的怀抱。在这种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国内各个党派本应顺应历史潮流，继续联手建立一个和平、统一和民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在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宣言中提出：“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积极与国内各个党派密切合作，利用一切机会与场合，推动国民党放弃内战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各进步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国民党最终不得不与共产党举行政治协商和停战谈判。1946年1月的重庆谈判，就是这种努力的结果。
但是囿于自私的政党利益，蒋介石集团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置人民渴望自由和平与建设独立、民主、富强新中国的强烈愿望于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企图继续维持其独裁专制政权，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亟待休养生息的中国，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得不进行了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战争，经1948年末到1949年初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并最终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蒋介石预感到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于是，寻找一个既能避免被中共消灭，又能继续维持独裁统治的合适逃亡地就提上议事日程。蒋介石的幕僚大多凭经验主义，主张撤往大西北和大西南，以期利用西高东低的地理优势，取居高临下防守之势而负隅顽抗。以历史地理学家张其昀为首的一班幕僚则提出“东撤台湾”而把台湾建成“反共救国的复兴基地”的方案，他们认为，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当务之急是如何躲避人民解放军的进攻，以防止国民党部队以及政权全军覆没，而撤到西南和西北，不可能实现此目的。此外，台湾的热带与亚热带气候，非常适合动植物的生长，全岛的农作物资源丰富，因此台湾生产的粮食基本可以满足二百多万去台人员的需要。台湾有海峡之险恶，军事上便于防守，对于当时没有海空军的解放军来说，无疑是一条不易克服的天堑，对于败局已定的国民党政权来说，将会暂时躲避来自共产党最致命的打击。再说，国民党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取美国远东防线南北呼应之势，只要国民党固守台湾，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工业上有日本殖民者留下的基础，经济发展潜力大，同样是这些幕僚的立论依据。
蒋介石最终采纳了“东撤台湾”的方案，从1948年底起，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就开始经营台湾，以为其苟延残喘做准备。具体措施是：
第一步，任命得力干将经营台湾．撤台是否顺利关系到国民党政权的生死存亡，因此蒋介石在台湾草山设立“总裁办公室”，直接指挥撤台工作。与此同时，蒋介石于1948年12月任命心腹陈诚接替魏道明担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诚与蒋经国二位干将确实没有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最终实现了蒋介石预期的目的。他俩上任后实施“铁腕政策”，及时控制了岛内混乱不堪的局势，使混乱的台湾局势趋于正常，并为台湾的军事和经济整顿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第二步，充实台湾防卫力量，加强台湾防备。1949年6月，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了东南区军事会议，制定了在东南区以确保以台湾为中心的战略“防御计划”，并在台北设立了以陈诚为军政长官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1949年9月21日成立台湾防卫司令部，由孙立人任司令，负责台湾地区总体防卫。其间，蒋介石先后把蒋纬国主管的装甲兵、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各特种兵种以及刘安其指挥的青岛守军、刘豫章的第52军、刘汝明的第8兵团、李良荣的第21兵团、胡琏的第12兵团等调运到台湾，加强台湾的防卫。
第三步，抢运各种战略物资。据资料显示，仅由蒋经国催办下抢走的中央银行金库的库存就有黄金九十余吨，银元1500万元，美钞1.5亿元。在我解放军进攻上海期间，蒋经国、汤恩伯、谷正纲等就运走了一千五百多船各类物资。从祖国大陆抢运走的物资，成为国民党去台初期的主要物资基础。 第四步，1949年3月1日，台湾省政府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教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开始办理“入境证”，以限制出入台湾的人员。5月20日，陈诚以台湾“省主席”、“警备司令”名义，发布“戒严令”，规定“戒严”期间，除基隆、高雄、马公三个港口以外，其余各个港口一律封闭，禁止出入。通过这种安排，那些被国民党怀疑心存二心的人被排除在“入境”之列，而那些同情爱国和民主、不愿意离开祖国大陆的科技界精英、各类专门人才、工商实业之士，则被裹挟到台湾。这些人的到来，为国民党此后经营台湾、实现台湾的振兴奠定了非常扎实的人力资源方面的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12月7日，战败的国民党政权宣布其“政府”迁至台北。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迁至台北。蒋介石国民党集团从大陆全面溃退撤到台湾，在美国等国际反华势力的支持下，继续维持着一个所谓“代表全中国”的反共政治架构。自此，两岸正式进入对峙状态，台湾再次陷入与祖国大陆的分离状态中。蒋介石在狂热地鼓吹反共的同时，全力投入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蒋介石退守台湾之后的所作所为，充满一种奇特的二元化色彩。一方面，他恪守着“一个中国”的政治主张，坚持中国主权，继续维持着代表“一个中国”的政治架构。另一方面，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从极端的反共立场出发，采取了比在大陆时期更为狂热的反共行动。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念念不忘其在祖国大陆的失败，他每时每刻思考的主题就是实现其“复国”美梦。为宣传其反共与“复国”理论，蒋介石于20世纪50年代，先后出版了四本反共著作，即《中国之命运》、《反共抗俄基本论》、《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与《苏俄在中国》，在这四本论著中，蒋介石鼓吹说，他与中共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蒋介石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竭尽其能事对共产主义进行恶毒攻击，号召国民党人要警惕俄共与中共的“阴谋”。此四本书鼓吹以反共为核心的“革命人生观”，强调国民党官兵要树立“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五大信念，在反共斗争中不成功则成仁，究其最终宗旨，是在于使国民党接受失败教训，卧薪尝胆，以利“反攻大陆”，重新恢复国民党的统治。
1950年5月16 日，蒋介石在《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将其“反共复国”战略归纳为“一二三五计划”，即：“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为使“反攻大陆”成功，蒋介石在狂热地鼓吹反共的同时，全力投入了“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从20世纪50年代起，不断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城市，派小股部队偷袭大陆沿海岛屿，致使两岸不断发生炮战、空战。随着时间的推移，“反攻大陆”始终未能实现，蒋介石遂将“反攻大陆”改为“反共复国”。进入60年代，大陆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严重困难。中越、中苏之间矛盾激化。这时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宣称中共正处于“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
1962年11月，国民党八届五中全会根据蒋介石旨意提出了三大任务，首要任务就是“反攻大陆”。蒋介石对外宣称：“一旦我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三年，最多五年内，完成我们平定全国的任务。”要求进行“反共复国”的动员与准备。在此基础上，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步骤：(一)设立“反攻”专门机构。1962年初，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5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后，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实施《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二)设置了“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三)下达“征兵动员令”，提前开始征兵。购进大量血浆，以备战时急救使用。要求每个士兵的鞋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准备与中共决一死战。(四)蒋介石多次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布置制定庞大而周密的反攻计划。组织陆、海、空三军部队，在嘉义、台南、高雄举行军事演习。(五)第三次走上金门岛，发起“毋忘在莒”运动，梦想田单复齐故事重演。(六)派多股军队与特务偷袭大陆。
总之，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国民党各个反共机构曾经先后提出了一千多个“反共复国”方案，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但这种做法却为外国势力介入台湾问题提供可乘之机。美国、日本等西方敌对势力，正是利用了蒋介石反共复国的心理，对中国的统一大业进行横加干预，而美国则是干涉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
（摘自《台湾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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