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富强走向文雅

　　“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讲起来有点困难，因为感到不大合时宜。别人会说，现在金融海啸、就业困难，你还谈什么文雅?其实，香港现在的金融恐慌比大陆要严重，但香港提出一个说法：经济萧条时期正是读书的好时候。

    这个话有道理，因为如果就业情况很好，你不要读大学就可以找工作了。比如前几年澳门开了几个大赌场，中学毕业到赌场里做个发牌员，就有一份很好的薪水。大学熬四年都不见得赚得比这多，那谁还读书啊。

    但是如果赌场一关门或者一裁员，这些人没了工作怎么办?他们还年轻，如果学校有奖学金甚至有生活费，那不正是读书的好时候嘛。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今天提出从富强走向文雅，并不是要唱什么高调，我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文明社会的产品是“人”

    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验，经济成就是巨大的——不管其中有多少问题，比如贫富差距，但总体人口“去贫致富”的速度，可能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但另一方面，这样一个现代化确实存在很多模式问题，它是一个相当单一的现代化，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只有经济一个层面，所有人谈的只是挣钱。如果所有人关心的只是挣钱，这样的社会，即使经济发展再好，也并不能为人所敬重。

    一个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产品是什么?是人。一个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是非常有素质、有气质、有教养的人，还是脑满肠肥、腰缠万贯却非常粗鲁的人，这是问题的关键。有很多石油输出国非常富有，但他们受人尊重吗?单纯的富裕并不足以使一个文明社会受到尊重。尤其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我们对国人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国崛起，必然要求文化上的崛起，而不仅仅是经济崛起，只有经济崛起是不够的。

    众所周知，犹太人很能挣钱，但犹太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不被欧洲人尊重。他们在中世纪留给人的印象大概有两个，一是不信基督，二是放高利贷。一直到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写的还是这个。但是从十八、十九世纪以后，犹太人中涌现了大量的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人才辈出。

    举个例子，研究西方思想史特别是艺术史的人都知道西方有一个瓦堡学院，它从前在德国的瓦堡，二战期间“排犹”被迫全部迁到英国。迁移的过程惊心动魄，是一次非常秘密但又非常成功的文化转移。而瓦堡本人是一个犹太商人的长子。犹太家庭基本上是长子继承制，老二、老三、老四做其他的事情。但这个瓦堡在中学的时候就不喜欢做生意，他和弟弟做了一个交易，说我把家族的继承权让给你，但有一个条件，以后我要买多少书就买多少书，无论书多贵、从哪里运来，你都要无条件地供应资金。最终他做成了瓦堡学院最知名的瓦堡图书馆。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只有出了这样的人，出了这样不以挣钱做生意为最高人生理想的人，一个民族才会富有思想和创造力，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

    过去三十年我们基本上没有太多工夫想文雅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讨论刚刚开始焦点就转向了经济。1994年王晓明、张汝伦等上海学者试图提出“人文精神”的问题，但不久就谈不下去了。“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这个提法，我很不以为然，这里头隐含着一种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我所关心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而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三十年过后，我们的富裕程度已经相当可观，但依然是一个相当粗鄙的、不大有教养的社会。我觉得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基本不谈文化问题，因为觉得不是时候，不想太过求全责备。但现在可能是时候了，现在的富裕程度有时候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最近一些经济学家朋友给我看了一个表格，显示的是2007年中国各省GDP数字和它相对应的国家。我看了感觉很惊讶，我们不少省份的GDP水平几乎已经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发达国家了。比如第一位是广东省，2007年GDP折合美元是4446亿，相当于比利时，而比利时在世界经济体中排名第17位；第二位是台湾，相当于瑞典，世界排名第19位；第三位是山东，相当于挪威，世界排名第23位；第四位是江苏，相当于奥地利，世界排名第25位；第五位是浙江，相当于丹麦，世界排名第27位。前五位已经非常可观了。

    他们还特别告诉我，这个表格实际上仍然低估了中国，因为它是根据美元汇率来换算的，如果根据实际购买力中国还要高得多。可能有人立刻会反驳：这只是GDP，并不是人均收入。对!但我可以马上再举出一个例子——香港。香港是世界上极富的地区之一，香港的人均收入超过美国，香港的公务员和大学教授的薪水是全世界最高的，但香港的文化与它的富裕程度完全不成比例。

    以往香港人自己说香港是文化沙漠，这个当然过了一点儿。我并不愿意过于苛刻地批评香港，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优点，但如果就文化论文化，香港是非常令人失望的。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就是香港所有严肃一点的学术出版物基本卖不动。香港的人均收入大大高于台湾，但它的文化氛围远不如台湾。

    我2001年开始在香港教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的客座教授。但我现在已经正式写信给他们，说我今年不准备教了。为什么?我觉得香港的学生越教越差，没有劲头再教下去。整个社会太过工商化，一切都是经济、经济、经济，就业、就业、就业，使得学生的眼界非常狭窄。我想他们也许从来不去听讲座，觉得这和自己没太大关系，除了一些追星的学生比如周星驰来了，他可能会去。

    最近两年我在内地教了以后，就更不愿意在香港教了。相对于香港，内地大学生的素质非常之高，求知欲和已有的知识量都相当可观。但是我们的大学制度远不及香港。在香港，不要说最好的大学，就是一般的大学，制度建设也比我们健全。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大的文化氛围方面，一是制度建设方面。文化氛围方面我反而比较乐观，中国人从总体来说其实是很尊重文化的，而且对文化有某种渴望。比如我这些年直接间接地认识了不少老板，他们自己都在埋头做生意，没有多少文化，但是非常希望自己的儿女得到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学钢琴啊、学文学啦，不一定要学做生意。家长觉得自己没文化，所以想让孩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这在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有了这样一个本钱，就为我们下一步的文化推进提供了潜力。

    但是我也担心，这个资本如果再不用的话，很可能会被消耗掉。因为现在这些家长还是比较传统的，再年轻一代，等到“90后”的人做了家长，可能就没这个意识了。

民族自信使传统文化升温

    最近这些年我们都能感觉到某种文化升温。我是在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从富强走向文雅”这个题目突然蹦到我脑子里来。我非常推崇这场开幕式，在我看来，北京奥运开幕式所凸显出来的中心意境，就是那幅卷轴被徐徐展开，这样一个意境，一下子凸显出中国文化最高雅的层面。这是一个文人化的境界，是一个士大夫文化的境界，非常令人赞叹。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对西方的震撼恐怕大于中国拿了多少枚金牌，因为它突然展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中国。

    但是，奥运会开幕式呈现出来的东西，如何通过一些体制性、制度性的办法，把我们对于高雅文化的追求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发扬贯彻下去，这是需要思考的，这是个大的文化氛围问题。其实我们对于现代社会到底是什么并没有多加考虑，甚至常常没有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现代社会。在一个现代社会中，大学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媒体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企业的责任到底在哪儿?所有这些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其实都没有真正得到讨论，只是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十一五”规划开始提出社会协调发展，此前我们的全部精力基本贯穿在经济、生产力、GDP上，我觉得下一步文化问题要慢慢凸显出来。

大学要扮演“文化看门人”

    这里有三样东西必须进行清晰的界定和区分，就是高雅文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区别，是美国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论战中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大众文化?“超女”就是大众文化。我认为“超女”的制作是一种非常恶劣的现象。它是由大众传媒、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同时立即产生出更大规模的效应，这对于文化特别具有摧毁力。

    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自发的、民间生命的象征，不是为了市场效应，也不是以牟利为目的，整个高雅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从民间文化中摄取资源。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危机是，无论高雅文化还是民间文化，都逐渐被大众文化纳入，变成了市场化、媒体化的东西。

    在这三者之中，大学扮演的功能是任何其他机制取代不了的。我一直强调，大学高于媒体。现代大众传媒天然具有媚俗的特点，因为它是商业机制的一部分，是整个牟利机制的一部分，必然要媚俗，没有办法。而大学不可以媚俗，媒体水平的高低可以说取决于大学质量的高低。媒体人，无论是节目制作人还是主持人，从哪儿来?当然都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党政干部从哪里来?也是大学培养出来的。因此，谈大的文化氛围的时候，我们必须明确大学高于媒体的原则。大学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文化看门人的角色。现代媒体扮演不了这个角色，这一功能必须由大学扮演。我们有必要从这个角度重新审视大学到底是什么。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功利主义、高度市场化运作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大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必然要考虑就业问题。如果一个大学仅仅变成了就业训练场所，教育最根本的目标和功能，或者说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就没有了。任何教育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教育，这是谈通识教育很关键的一点。如何保证大学不是如此功利化，不是如此商业化，不是如此被市场所影响，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大学就会不像大学，就不会是思想的殿堂；进入大学的人，也不是来读书、来思考的，而是来挣钱的。

    我们清华、北大的学生，一年级进校的时候，优秀程度要超出哈佛、芝加哥。但是有个麻烦，他们是一年不如一年。在美国，比如芝加哥大学的学生，第一年是什么都不懂的，但四年以后绝对一个精英被打造出来。我们的大学教育没有起到打造精英的作用，它最大的问题是浮躁；不是说我们学生的素质不行，而是他在这样一个学习氛围下会变得非常浮躁，乃至于毕业时可能连美国州立大学的学生都不如。

    美国大学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比较成功，至少顶尖大学是这样。金钱在那里不被看做是最高价值，最高价值仍然是对真、善、美的追求。而大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依靠一系列制度来确保，尤其是本科阶段尽可能隔离于商业社会，这点很重要。美国最挣钱的商学院、法学院都是研究生院，必须在本科毕业后才能报考。这就保证了本科阶段是一个比较安静读书的阶段。

    反过来看我们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往往刚入校就觉得自己很牛，看不起文史哲了，于是文史哲就灰溜溜的，这种大学怎么办得好?我要是当上北京大学的校长，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光华管理学院迁出北大。为什么?大学不应该把金钱作为最高的价值象征。没有一个真正一流的大学会把挣钱看做最高价值。这不是和谁过不去，不是和媒体过不去，也不是和商学院过不去，而是这些东西应该放在适当的位置上。

    前些年因为中国大规模发展市场经济，急需经济、商业和法律方面的人才，所以商学院和法学院大量开办，不顾质量地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情况不应该长久地持续下去，长久下去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就只有铜钱臭，没有文化气，这不是我们能够容忍和接受的结果。

    我不大同意整体性地否定中国中小学教育，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实际上还在学中国。在《世界是平的》这本书里，弗里德曼问比尔·盖茨，不是说中国、日本的教育都是死记硬背式的，美国的教育是不是比较强调自由创造?比尔·盖茨说，胡说八道，很多东西就是要靠死记硬背，基础性知识是必须要学的，你不可能连微积分都不会，就能创造出顶尖电脑程序。而基础训练是必须要下苦功的。

    香港现在流行的教育观念非常成问题，让学生自由创造本来是对的，但发展到极端就很糟糕，导致老师不知道该怎么教了，都要学生自己想。如果学生都能想了，老师还教什么呢?而且很多知识确实需要硬功夫，比如数学，就是要做大量习题才能做出来；还有文字，就是要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良好的写作功底。自由创造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偷懒，认为不必花苦功就可以变成天才。这样一套教育是绝对危险的，是不可助长的。小学教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要死记硬背，虽然很闷，但是没有这个过程，是学不会任何东西的。该检讨的大概是高中最后一年的应试考试。当然这部分我没有做调查，不敢下结论。

    从富强到文雅实际上是对功利主义的一种反思。不是说在富强的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什么文雅，而是要把文雅当做中国人的一种培养目标，当做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一种生活方式。

    （摘自《从富强到文雅》，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