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
平时，我的台湾朋友和大陆朋友都相处得很好。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在异国他乡，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还都相处得乐融融的。可最近，我的台湾朋友一见到我，就争论“台独”和大陆导弹的问题，语气间颇带点火药味。我的大陆朋友们，其中有些也摩拳擦掌，火气冲天。总之，现在的朋友聚会可没往常轻松了。
我在所有的这些论争中，常常感到非常失落。我也非常爱国，但是，我所爱的更多的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在海外，“中国”的概念尤其复杂，根本没办法只从政体的意义来描述。这里的中国人来自不同的地理环境，有来自香港的，有来自台湾的，有来自大陆的，有来自东南亚的，也有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当然，这些中国人的语言也五花八门，有英语，有普通话，有广东话，有台湾话等等。有意思的是，海外的每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也都很不一样：有人非常崇拜西方文化，总以西方的价值尺度评说一切，完全像一个“假洋鬼子”；有人坚守中国传统文化，把一些旧的条条框框全都移到美国；还有人则在两种文化间游荡徘徊，钟摆似地根据自己的喜好作出选择。反正，中国人的定义在海外并不简单，大一统的中国人概念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现在遇到了这种火药味十足的论争时，我也无法简单地选择“敌我相对”的任何一方，因为，在我心目中，“敌人”是人造的，是暂时的。
这种“多种中国人”的概念在海外的学术界也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说，以前美国校园里亚美学与东亚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学科，亚美学专门研究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洲人的文化，而东亚学则研究亚洲本土人的文化。现在的亚美研究的范畴受到重新界定，学者们不仅只研究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还对第一代移民的文学与文化也开始考察。这样一来，就不得不跨学科了，至少得跨东亚学的学科。像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等作家关于海外生活的中文写作，是算亚美学，还是算东亚学?这样的问题，从表面上看只是有关学科界限的问题，其实它也迫使我们对整个“中国人”的概念不得不重新进行思考。
我曾读过一篇介绍泰戈尔的英文文章，由此得知原来泰戈尔一直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采取坚决批评的态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里，他这样写道：“爱国主义不能成为我们最后的精神避难所；我的避难所是人道。我不会以宝石的价值来买玻璃，而且在我有生之年，我也不会允许爱国主义胜过人道。”他的小说《家与世界》写的就是这个主题。在小说中，主人公Nikhil是个社会改革的热心人，但是对爱国主义有保留看法。他的妻子Bimala因而对他很失望，转而爱上了他的朋友Sandip——一个积极反英的爱国行动者。然而，Nikhil拒绝改变他的看法，他说：“我愿意为我的国家奋斗，但是我崇拜的是比我的国家更伟大的人的权利。像崇拜上帝那样崇拜自己的国家是给它带来诅咒。”随着故事的发展，Sandip对没有参加奋斗的国人感到愤怒，于是，他开始对付不顺从组织命令的人，或者烧毁他们菲薄的股票，或者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Bimala终于认清了Sandip的爱国情结和宗派主义以及暴力行为。最后，Nikhil冒着生命危险帮助了他的妻子和其他受难者，而他妻子的政治浪漫故事就此结束。
这篇小说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卢卡奇认为泰戈尔是劣等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为英国警察做精神服务，并且故意漫画甘地。但是有的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出警告，警告他的国人，不要因为反英的印度独立运动而完全排斥外国文化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泰戈尔对英国殖民统治也不时地提出尖锐的批评，他批评的立场同样是站在人道的原则上。
我同情泰戈尔的批评立场。在世界文化日趋国际化的今日，狭隘的爱国主义尤其是危险的。只有多元的大环境才能允许我们认真探讨自我(self)和认同(identity)的问题，才能允许我们用开放的眼光来接受跟我们不同的文化。当然，有的朋友曾提出异议，他们说人道主义是第一世界的产物，是霸权主义的幌子，而且国际化的视角忽视了“第三世界”所面临的文化问题。我想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不同种族、不同国家的人至少要有某种共同的关怀，那就是人道的关怀。不然的话，我们又会落入非白即黑的思路里。这次虽然有的朋友因为爱国而互相排斥，但我相信，等这阵子过去，大家肯定又是好朋友。
小 梅
小梅：
读了你的信，知道你也反对民族主义情绪，这使我高兴。1997年我和李泽厚有篇关于民族主义的对话，也是反对民族主义，等会儿复印后寄给你看看。
每个作家每个人都会有民族情感，我们也有民族情感。民族情感是一种自然情感，本没有什么不好，但民族主义却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在某个历史时间中可能是合理的，而在另一些时间场合中却是不合理的。鲁迅在上世纪20年代一再关注被压迫民族的文学，这些文学主要是东欧的一些弱小民族的文学，它们的民族主义内涵是一种反抗，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希特勒讲民族主义，就不好，他是利用德国人的自然情感，把民族情感演化成民族帝国主义情感，这当然是不可认同的。
民族主义，主权与人权，这些问题作为理论说起来很复杂，我不想多写了。这里我只想与你共勉，希望你既保留民族的自然情感，又把这种情感推己及人，即把它推向他人他乡他国。民族自然情感中包含着乡土情感、摇篮情感、母亲情感、兄弟情感等等。把这些情感推向天下，应是一个作家必要的情怀。谁也不会怀疑孔夫子不爱国，但是他的精彩名言却是“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名言对我影响很深，这是一种把乡土的兄弟之情推及天下兄弟的大襟怀。我们应当把它视为一种真理，一种不可变更的心灵原则。
泰戈尔所以那么强烈地把人类爱放在国家爱之上，也是因为他天然地打破国界线。大心灵不可能被国界所限制。有这种情感，是很幸福的。我们不追求伟大，但拥有这种情怀，却是我们要追求的伟大幸福。
所以说是幸福，就因为这种襟怀打破了心胸中人造的长城。海外十年，我不断地领悟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也不断地领悟他的“不隔”之境。于是，我先是打破教条之隔而直面事实与真理，之后又打破名利之隔而面对良心和赢得心灵的平静，最后又打破国界种族之隔而寻找情感的故乡。扫除心中设置的城垣，不再被各种狭隘的妄念所隔，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胸襟的广度。心灵的自由度与胸襟的广度关系最为密切，幸福度也与心灵自由度、胸襟广度成正比。
你20岁刚出头就出国，打破国界之隔，对你来说并不难，对我来说则是很不容易的。我48岁出国，是一个天生的爱国者，至今仍对中国充满恋情。但我的爱国，主要是爱同胞兄弟，出国之后，我悟到这种爱不可被“国界”、“种界”、“族界”所隔。这是心得，虽不成理论，但写给你，对你未来赢得人生的幸福可能是有益的。
爸 爸
（摘自《共悟人间：父女两地书》，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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