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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摘 2010年08月01日 星期日

    当世界遭遇中国

    易中天 陈一鸣 《 书摘 》( 2010年08月01日)

        易中天此番谈的是“文化大国何以可能”,他认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当口,中国正面临一个关键节点,是让人敬,还是让人畏。

    挖不出科学、民主、法治

        陈一鸣:现在都在谈“中国文化走出去”,那么,我们能否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现代性的“内发性”元素?直白地说就是,假如中国原典中没有明确论及“民主”,我们是否可以对原典进行逻辑推演,论证出“民主”来?用您的说法,这种方式叫“抽象继承”?

        易中天:简单地说,读史是为了现实。周公以降,中华文明三千年不断,今天发生的事情历史上大都曾发生过。翻开历史总是能够找到经验教训,也能找到应对策略。这是一。第二,创新离不开传统。马克思说过,我们只能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所有的传统,都会“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也只能“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借他们的名字、口号和衣服,来“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现在的“传统文化热”,便大体如此。很多人是希望今天的创新能够有历史的依据,也有少数人是想借尸还魂。

        我的主张是,对待文化传统还是要“实事求是”,“是其是,非其非”。有些东西可以挖得出的,也有一些是挖不出的。就算挖得出,能挖多少,到什么程度,也要实事求是。就说“民主”,它首先是一种观念,即“主权在民,政权民授”。其次,是一种制度。第三,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要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传统,我们有吗?也就最多有一丁点儿。比如《孟子·万章上》就说,天子有天下,是“天予之,人予之”,也就是既“君权神授”,又“君权民授”。民主的传统挖到底,也就到此为止了。

        陈一鸣:“法治”应该没问题吧?

        易中天:严格地说也挖不出来。法家的主张,与其称之为“法治”,不如称之为“律治”、“刑治”。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权益不受到侵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应该是公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社会契约。中国古代连公民都没有,只有“臣民”、“草民”,又哪有“公民约法”?也就只有“王法”。王法非法,“非法之法”。我甚至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既不是法治,也不是德治,是“礼治”,即等级制度。所以,我称之为“非法之法,无德之德”。

        陈一鸣:科学精神呢?“格物致知”算不算?

        易中天:也很难挖。严格地说,中国古代多有技术,少有科学。四大发明都是技术,不是科学。先秦诸子当中,最有科学精神的是荀子,他的名言是“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但他的动机不是探索自然规律,而是跟道家一样,以天道说人道。只不过,道家认为,天道无为,故人道无为。荀子认为,天道自为,故人道自为。这都远远谈不上是科学。

    挖得出自由、平等、宽容

        陈一鸣:从传统经典中能否挖掘出自由精神? 

        易中天:我认为可以。庄子的《逍遥游》可以总结为两个词,一个是真实,另一个就是自由。真实而自由地活着,这就叫逍遥游。

        庄子还有一个观点叫“齐物论”,讲的是平等精神。男人女人体力不一样,大人小孩智力不一样,但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大家都是“道”的产物,最后都要回归于“道”。

        从平等观念可以推导出宽容精神——既然在“道”面前万物没有分别,那么鲲鹏也好,燕雀也好;参天大树也好,花花草草也好,各有千秋,各安天命,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

        庄子的逍遥游、齐物论,可以毫不牵强地推导出自由、平等、宽容等理念,这些精神都是中华文明内发的,尤其是平等精神。在先秦诸子中,除了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之外,墨家、道家、法家都讲平等。但我们必须注意,这些理念并不具有现代性,只是表达了人类天然的追求。如何在现实中达成,却是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道家提倡的自由,是以放弃意志为前提的。没有了自由意志,又哪有自由?还有,所谓“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如何才能实现?不甚了然。

        陈一鸣: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只有把人的所有社会属性都剥离,人成为纯粹的自然人时,这种自由和平等才有意义?

        易中天:对。这种剥离是不现实的。所以,这种平等和自由,无法实现。和道家一样,墨家也是讲平等而不得其门而入。在什么面前人人平等?他不知道。平等之后怎么办?也不知道。于是墨子提出“尚同”的主张。尚同的具体含义,是“一同天下之义”。具体实施办法,是“以民主集中制统一思想”——村民意见不统一,听村长的;村长意见不统一,听乡长的;乡长意见不统一,听大夫的;大夫意见不统一,听国君的;国君意见不统一,听天子的。最后全天下都听命于天子一人,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原始的朴素的民主集中制。初衷是人民民主,结果变成了君主独裁,平等精神也只能沦为空谈。

        法家找到了实现平等的办法,而且是非常了不起的办法,这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问题是,法家的法,不是“人民之法”,而是“帝王之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与法的关系就可以分成三个类型。第一是立法者,君王;第二是执法者,官员;第三是服法者,民众。其实践结果,仍有一个人在法外,那就是皇帝。在皇帝一个人面前,大家平等,都是奴才。这还是平等吗?

        陈一鸣:综上所述,科学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宽容,大致都提到了。另外,墨子的“兼爱”、“非攻”,也大致能够对应“博爱”、“和平”吧?

        易中天:也就是大致对应吧!毕竟,民族有个性,人类也有共性,也就是普遍人性。不能说中国传统文化涵盖了所有现代精神的基因,也不能说它跟现代精神、普遍人性水火不容。有普遍人性,就会有共同追求的理想,普遍适用的价值。否则,或者你是外星人,或者别人是外星人。其实地球人和外星人之间恐怕都有共性,否则你就不能称外星人为“人”了。比如电影《阿凡达》里面的纳美人,皮肤是蓝色的,个子比地球人高很多,但他仍然是人,仍然和我们一样追求独立、自主、尊严和幸福。

    拿得出手的观念

        陈一鸣:既然中国文化与普遍人性并不对立,那么“文化大国”也有实现的可能吧?    

        易中天:成为“文化大国”,关键是得能影响别人,影响世界,甚至影响人类的历史进程。这就必须有“干货”,有拿得出手、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检验,让他人由衷钦佩、赞美、学习的东西。

        陈一鸣:长期以来学界都在热议,中国人能够拿得出手让全世界广泛接受的观念有哪些。比较公认的有两条,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是“天人合一”。你怎么看? 

        易中天:我只承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承认“天人合一”。

        陈一鸣:在谈及环保、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时,“天人合一”这一观念常被人提及。用以说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的关系应是和谐的,而非对抗的。

        易中天:这有点太“抽象继承”了,抽象得只剩下这四个字了。董仲舒他们讲“天人合一”的原意,实际上是借人与自然的关系,说人与人的关系,即“天人合一合于人”。比方说,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这叫“天人同构”。又比方说,天上出了“扫帚星”  (其实也就是彗星),人间就要倒大霉。如果出了“祥瑞”,则证明当今皇上是“尧舜之君”。这叫“天人感应”。再比方说,吃牛鞭、鹿鞭、狗鞭,便能壮阳。吃了猪脑子,就会变得像猪一样聪明。这叫“天人相通”。这三条加起来,就是“天人合一”。跟环境保护、生态平衡什么的,八竿子打不着。

        非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环保观念,与其追溯“天人合一”,不如强调“中庸之道”。中庸之道的核心思想,是凡事不要过分,包括对环境不要过度开发。比如古代有很多讲究,春天不打猎,因为春天是禽兽怀孕的时候;不要竭泽而渔,也不能见鱼就捞;捕鸟要网开一面,让小鸟飞走,等等。这些行为的思想根基都是“中庸之道”。

        陈一鸣:如果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观念浓缩成一个词,应该叫什么?宽容?    

        易中天:应该叫“恕道”。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受用?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吧(其恕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但我觉得还应该再往前推一步——己所甚欲,亦勿施于人。自己喜欢的,别人未必喜欢,也不要轻易强加于人。

        陈一鸣:现代观念中有没有一个词可以与“恕道”相对应?如果没有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恕道”作为新观念推向全世界?就像“救赎”这一特定的宗教词汇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世俗事件一样。

        易中天:非常赞同你的意见,也非常希望能够如此,可惜暂时还看不到这种可能。因为我们自己都不重视,怎么可能走向世界?

    一个忠告:淡化官方色彩

        陈一鸣:文化走出去,最恰当的主体应该是谁?是个体还是国家?近年来由官方领衔、官方推动、官方实施的吸引了世界目光的文化活动,比如奥运会、大阅兵、世博会,您比较认可哪一个?

        易中天:我也只是泛泛关注,所以也只能泛泛地说“各有千秋”吧!撇开具体事件,我想提出一个忠告,文化活动的官方背景如果过于明显,往往会起反作用。人家又会疑神疑鬼,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其实我们挺友好的,是吧?实际上,文化大国也好,文化传播也好,都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仅仅是精英的事,而应该是全体国民的事。如果在国际交往中,我们整个民族都能持续地表现出优秀的文化品格,就能感动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就会主动传播,我们民族的文化也就“不胫而走”。

    一个判断:中国已经让人大吃一惊

        陈一鸣:我稍感意外和失望的是,世界对中国的接纳往往表现出一种功利主义态度。你搞一个耗费巨大的开幕式,不少外国媒体和观众就不吝赞赏;你撑住了经济危机,《2012》和《阿凡达》里就会带有明显的中国元素……中国人不太买账,外国却有人追捧,所谓“墙里开花墙外香”。 

        易中天:文化的传播,从来就有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因素,也有势利眼。为什么大家都学英语?是因为英语最优秀吗?不是,是因为英语有实际用途,能带来好处。上个世纪初,上海人都跟着宁波人说“阿拉”,不跟着苏州人说“我伲”,就因为当时宁波人大都当老板。改革开放以后广东兴起,广东话就流行起来,吃饭都说“埋单”,理发店都改“发廊”,歌星主持人也都假装说不好普通话,改港台腔。外国人当然也功利,但更多是因为无知。以前他们说我们中国人是“鸦片鬼”或“东亚病夫”,忽然间他们发现中国人很健康,很漂亮,很有个性,难免要大吃一惊。

        目前世界对中国的心态只能用“大吃一惊”来形容,还谈不上尊重,更谈不上信服。因为成见太深,我们自己也有误区。有些人,太喜欢炫耀,太喜欢嚷嚷,以为那样就牛,其实是蠢,小家子气。想象一下,你把衣服脱了,肌肉展示出来,暴露出胳膊上的刺青,你会赢得尊重吗?再或者,你发财了,把满口牙齿敲掉换成金牙,手上戴着十个金戒指,你会赢得尊重吗?它只能让人侧目,或者让人畏而不敬,甚至嗤之以鼻。

        未来中国让人敬还是让人畏?我们面临着这个节点,或者说是一个瓶颈。政治文明问题无法回避,中国社会必须成为公民社会,个体必须具有公民意识。未来的趋势是,全人类都要成为世界公民,否则就无法融入国际社会。北京奥运会最深远的文化影响,我认为就是中国观众能够自觉为其他国家运动员鼓掌,能为落后者、失败者喝彩。所以,我们也应该为这些中国观众喝彩!国民都能这样,中国大有希望。

    家国情怀不能完全否定

        陈一鸣:您提到了“世界公民”,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中国民众的“家国情怀”?用所谓“狭隘民族主义”一言以蔽之吗?

        易中天:“家国情怀”当然不能轻易否定。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积淀,也是一种天然情感。甚至我想,即便民众的情感表达带有某种情绪宣泄色彩,知识分子都应适当体谅,尊重人的宣泄权。情绪是最自然的东西,它的发生往往只有原因,没有道理。比如你今天就是烦,就是想发脾气,所以叫“无名火”嘛!这种情绪,没有道理,也就没有是非,适当宣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长时间处于某种激烈情绪之中,恐怕就该去看医生了。

        具体到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我乐于选择相对理性的人来对话。面对反对意见,我愿意做换位思考。每一种思潮背后,都有行动者、理论家和利益集团,应该区别对待。

        (摘自《书生傻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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