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
二战时期的萧乾
萧乾逝世后，他的老友陆铿从美国寄来了《不带地图的旅人，安息》一文，我把它收在《微笑着离去：忆萧乾》里。其中有两段披露了当时中国记者在西欧战场活动的情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在诺曼底开辟第二战场!萧乾当时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中国记者。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中国又陆续派了七个驻欧中国记者。任玲逊和徐兆墉因为要驻守中央社伦敦办事处和巴黎办事处，所以在前线活动的只有萧乾、余捷元、乐恕人、毛树清、丁垂远和我。
纽伦堡大审纳粹战犯时，萧乾和我几乎是同时到达，故人异国相逢，兴奋可以想见。本来在随艾森豪威尔进军柏林时，我们就应碰头的。只是我被分在南路，由美军机护送，萧乾分在北路，由英军机护送，因而未能相逢。
抗战胜利，紧接着内战，幸而我们没有在内战战场上相遇。直到l957年，萧乾在北京被划为右派，我在昆明被划为右派。
陆铿把萧乾看作是他“记者生涯的启蒙者”。他写道：“我和萧乾结识，还在1939年春。当时，又是作家、又是记者的萧乾，沿着滇缅公路采访到了我的家乡云南保山。其时，我正在保山县立中学任教，并组成了‘保山县抗日救亡宣传团’，萧乾希望了解一下祖国边疆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县里的人就建议他访问县中。到了县中，学校让我出面接谈，一见如故。他朴实的态度和诚挚的语言感染了我，第一印象是记者可爱。我因1938年为缅甸《仰光日报》写过保山农民为修滇缅公路流血流汗的通讯，与萧乾接触后更增加了做记者的冲动，从此就担任了《仰光日报》的通讯记者。回溯往事，萧乾的言行在我身上收到了潜移默化之功，我之所以选择记者为终身职业和事业，不能忘记萧乾的启蒙。”
改革开放后，陆铿赴美定居。至于陆的文章中所提到的余、乐、毛、丁这四位在西欧战场活动过的中国记者，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就离开了大陆。所以，萧乾就成了采访过西欧战场的中国记者中唯一在神州大地落叶归根的。
萧乾与英语教学
“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取消了，然而也不能废掉大学，工农兵学员就应运而生。就是从工人农民解放军当中选拔政治表现突出的青年，送到各大学里去培养，学制为三年。上世纪70年代中叶，我曾陪萧乾到宽街的一座四合院去看望赵萝蕤先生。北京大学的这位一级教授告诉我们，她正奉命培养分到北大的一批工农兵学员。这些从农村来的青年，从未接触过英语，要从字母教起。她摊开双手，无奈地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嘛!杀鸡焉用牛刀!”
赵先生是1948年底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刚刚解放的北平的。她在燕京大学任西语系主任，兼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1949年3月为清华外国语文学系四年级学生开了一门“文学研究方法”。我当时念三年级，也选了这门课，深为她那口流利悦耳的英语以及新颖的教学方法所倾倒。1954年与萧乾结婚后，才知道她和先生陈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双双是萧乾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好友。对赵先生来说，在清华为毕业班开课，比教人英文字母要容易一些，因为她从未教过初级英语。
当时，萧乾的处境比赵先生困难得多。赵先生的丈夫陈梦家于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但她本人什么问题也没有。萧乾呢，自1957年起，“右派帽子”犹如一把达摩克利斯剑，一直悬在他的头上。这顶帽子，分明在1964年已摘了，然而“文革”以来，他才晓得自己只不过成了“摘帽右派”，其重千钧的帽子仍在上空晃着。由于这顶帽子，原单位拒绝接受他。1975年，出版口把各出版社像他这号人组织起来，并派了十几个刚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与他们共事。他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政治条件比他优越得多的年轻同事。
萧乾本人于1930年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后，就成了系主任雷德曼的助理，帮同班同学改卷子(见《未带地图的旅人》第5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他还翻译了郭沫若的《王昭君》、田汉的《湖上悲剧》和熊佛西的《艺术家》，发表在英文校刊《辅仁学报》上。然而，上世纪50年代萧乾在译文杂志社做编委兼编辑部副主任期间，曾因把本社编辑凌山女士的一篇译稿校改得过了头，引起她的丈夫、翻译界泰斗董秋斯先生的不满，最后以萧乾离开译文社告终。1948年他已因“称公称老”四个字，开罪了文艺界泰斗郭沫若，现在又开罪了翻译界泰斗，真是四面楚歌。从此，除非是知根知底者，他再也不敢放手改旁人的译稿了。
我们的女儿荔子在干校劳动了两年，毕业于“五七”战士办的向阳初中，后就回京当上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她从未跟爸爸学过英文，完全是自学的。萧乾曾把女儿的译文拿给一位工农兵学员看，言外之意是：一个没上过高中大学的人凭着自学可以译到这个程度。你是个大学毕业生，不能指靠旁人给你改译稿来取得进步。人贵自立。对照着原文多琢磨一下好的译文，勤学苦练，水到渠成，译文水平自然就会提高。
在编译组，萧乾除了自己翻译，也和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于干等同志从事最后定稿的工作。与他共事的这些小青年，如果有心学，完全可以去瞧瞧老同志怎样校改旁人的稿子，从中受益。大可不必让老同志深入浅出地为他们讲解英文。因此，当工农兵学员向他请教难译的句子时，他就把它译出来，听任他们自己去琢磨。对方是在名牌大学(一部分人来自上海复旦大学，上世纪40年代萧乾曾在那里任教)读过三年本科的毕业生，应该有能力自己去分析。不必像对待中学生那样，掰开揉碎地为他们讲解。
萧乾认为，这样做是对工农兵学员的尊重。
1975年，萧乾已因右派受了18年的践踏与歧视。在公共场合，他不得不步步设防，免得更大的灾难落到他与家人头上。然而，一旦回到北小街门楼胡同那间门洞改成的八米斗室，他就恢复了本色。这是他的堡垒，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呼吸——尽管从门前那个尿池子里一股股地飘来恶臭，他只好常年点香。
在这间斗室，自1973年7月到1978年6月搬到天坛南里，他足足教了六年英语。这十几个学生程度不一，全都是没有学历的，他们对老师很满意，认为受益匪浅。有的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有的出国深造去了。因为屋子太小，每次只教一个人。他还替黄钢、谭家昆伉俪的儿子认真仔细地校订过五万字的科幻小说翻译习作。这些学生，既有朋友的儿女，又有熟人介绍来的。反正都是信得过的，不会抓住他的一两句话，就给他打小报告，上纲上线批判他。
改革开放后，1993年至1996年，萧乾把着手教过两个小保姆英语。一个叫张鹏，在石家庄郊外的农村只念过小学，是从26个字母教起的。学了两年多，每逢外宾来访，还能跟人家扯上几句。有一次我们晚间去参加外事活动，估计会有洋人打电话来，萧乾就在纸上用英文写好该怎样回答，对方居然听懂了她的话。她在我们家天天刻苦学习，以初中毕业的同等学力入了我们这座居民楼对面的小学办的业余高中，后来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另一个是山西姑娘和霞，到我们家来时只有16岁，没考上高中，父母送她到萧乾身边来半工半读。萧乾每天教她半个小时，他身体欠佳时，由我来代课。今年3月上旬她陪着出差的父亲赴京，来到我家，在萧乾的遗像前，与我合影。小霞的介绍人是萧乾的挚友翁独健的长女翁如璧家的牛阿姨。她和小霞是同乡。费显华、翁如璧伉俪为我们请了一桌客。席间，和霞的父亲和我碰杯，感谢萧乾和我当年对他女儿的培养。原来小霞在我们家期间，耳濡目染，不但学了英语，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回家乡后边工作边坚持自学，取得了大专文凭，并成了所在部门的主任。
萧乾与人突击合译《拿破仑论》
《文汇报》(2001年3月10日)“新书摘”《毛泽东与作家们》(摘自《毛泽东与中国文学》，孙琴安著，重庆出版社2000年6月版)在“萧乾的通讯成了范本”一栏中写道：
萧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写过很多小说和散文，但毛泽东注意到的，却是他写的长篇通讯。
开国大典以后，萧乾非常热情地工作，为新社会服务，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一头扎进湖南农村，写出长篇通讯《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发表在1951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上。第二天，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十分重视，马上写信给胡乔木。信云：
乔木同志：
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
不数日，萧乾的名字就随着报纸、广播，传遍全国。然而，尽管如此，萧乾在1957年仍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劳改农场去劳动。“文化大革命”中还被批斗游街。乃至自杀未遂。
可巧的是，毛泽东晚年想读一本《拿破仑论》的书。此书无中文本，需从英文翻译。译笔必须流利而又要忠实于原著，这就需要一个精通中英文字的人来进行。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觉得萧乾是个具备条件而又十分合适的人选。于是特地把他从劳动改造的队伍中抽调到北京，专为毛泽东译书。所以，毛泽东晚年所读的《拿破仑论》这本书，实出自萧乾的译笔。
最后一段，与事实略有出入。
萧乾于1958年4月被送到柏各庄农场去从事“监督劳动”(比劳改略胜一筹)。1961年6月，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1969年随出版社“一锅端”到咸宁“五七”干校。1973年1月，他请假回京治病。由于7月间我被调回出版社，他就没有再回干校。出版社一方面拒绝接受他，一方面又给他翻译任务，同时叮咛我：“但萧乾不可以此为借口，赖着不回干校。”实际上，这项翻译任务成了他的救命稻草。(干校的最后一年，他患了冠心病，倘非有我日夜照顾，他早就葬身于向阳湖畔了。)
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第344页上这样写道：
洁若调回出版社后，我也有事干了。单位分配我与人合译沃克的《战争风云》。干校方面还不断写信来，催我回去劳动。我回了一封长信，居然奏了效。转年，干校解散了，我和其他一些外文干部被编入翻译组——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们都未能调回原单位。选题是由各个出版社提供的，以西方军事政治文献为主。我们译过《美国海军史》、《肯尼迪在白宫一千天》、《麦克米伦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光荣与梦想》等。一次，毛主席传令要看《拿破仑论》，我们是在几天之内日夜赶译出来的。
关于《拿破仑论》，我在《我与萧乾》一书中写得更详细一些：
萧乾在翻译组先后与人合译了《拿破仑论》等有关国际政治的译稿多种。
《拿破仑论》是毛泽东主席急着要看，几个人夜以继日地抢译的，三天译竣，不出一周就出版了。那时出版工作几乎全停了，动用出版社、印刷厂和装订厂的多少人力物力，不计成本地去翻译出版供伟大领袖一个人看的“大字本”，这种速度也并不是什么奇迹。
萧乾和我都从未写过他是“二战期间采访西欧战场的唯一的中国记者”，这种说法却流传开了。萧乾和我都在书中写过《拿破仑论》是他与旁人“合译的”，现在却被说成是“《拿破仑论》这本书，实出自萧乾的译笔”，这样就把别人的劳动抹杀了。谨在此予以匡正。
（摘自《一生的情缘》，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4月版，定价：3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