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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国学大师季羡林”，我只知道，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父亲的内心是冷的，是寂寞的。但是他表现得却是淡定从容。毕竟，经过了，也就寻常了。
关于猫的散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据一位传记作者说，是从1978年开始，父亲对猫发生了兴趣，我们家开始养起猫来了，但据我的记忆，这要晚许多年。父亲原来非常讨厌猫。在和田德望夫妇一起住的时候，田奶奶先知先觉发现猫似乎对人有安慰作用，率先养起了猫。那只猫却成了父亲不共戴天的仇敌，他见了就打，只把那只猫吓得不敢出屋。我叔祖母和母亲不喜欢猫，主要原因是她们没有那个心情，或说闲情逸致。她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哪里有精力去养猫?
父亲和她们不一样，比较早发现从猫身上能找到感情的寄托。他发现，猫能够不加掩饰地和人亲近，不加掩饰地任意作为，跟猫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心态要舒服得多。有一只猫和他亲近，能够多多少少地减轻他感情上的孤独感。当然，父亲不会亲自去饲养猫，买鱼、蒸饭、拌食、打扫粪便诸多事情，都是由两个老太太来操持。她们感到非常劳累。当然，父亲有时拿出一点钱，让阿姨去买猫食，并指明要买猪肝、牛肉。东西买回来后，他把猪肝、牛肉切成小方块，像马戏团的驯兽师一样不时给猫喂一块，所以猫就能够跟着父亲散步。
父亲对猫的细心呵护，宽大纵容，使得这个小动物和父亲的关系极为密切。它可以在他的书稿上撒尿，可以在他头上作威作福，那几张有名的照片，就是这个时候拍的。父亲如此爱猫，叔祖母不好反对，可母亲就有点胆大包天了。她手持苍蝇拍，见猫就打。我外甥何巍更是猫的夙敌。平时他在屋里走动，手里总要拿着一根棍子，否则冷不防猫就给他光着的脚上一爪，直抓得皮破血流。每天何巍下班，他的自行车刚走到北大东门，十三号公寓父亲家里的猫就躁动不安，满屋乱跑，嘴里发出呜呜的吼声。这时父亲就会说，何巍要回来了。果然没多会，何巍就回来了。
后来，父亲养猫的数量越来越多。更有人投其所好，不断送猫给父亲。养猫的数量从一只增加到几只，最多的时候竟达到八只，真是一发不可收拾。父亲不让猫进他的卧室和书房，因为它们会在那里胡作非为。父亲爱猫，不让猫外出，让它们都待在家里，晚上则把猫都放到叔祖母和母亲睡觉的屋里。老太太睡觉很晚，清早四点多钟，猫又要去会父亲，老太太要给猫开门，所以很难得到休息。在猫发情的时候，几只猫彻夜鸣叫，撕心裂肺，实在忍无可忍。后来，我把猫都送到医院动了手术，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父亲对猫如此关爱，我们都感到很不满意，觉得如果父亲能将对猫的关怀用一点到家人身上，我们家人之间的感情恐怕会更深一点。父亲既然能与猫建立如此深厚的感情，为什么不能和自己的亲人建立更深的感情呢?
养猫之后，父亲家里跳蚤、虱子成群，猫毛遍地，屎尿味弥漫全屋，真是令人难以容忍!有一次，我下班回到家，刚进屋就觉得腿脚热乎乎的。那时是夏天，裤袜都单薄。我一看，只见裤腿和鞋上爬满了跳蚤，竟然成了黑糊糊的一片。我大惊失色，赶快买来几瓶杀虫剂，将整个屋里喷洒一遍。后来发现，沙发的各个缝隙里也长满了猫虱子，客人来后让人家坐在上面，实在不妥。阿姨的床上也有许多虱子。于是就进行了彻底的清除，忙了一整天。就这样，养猫成了我们家的一大祸害。
虽然父亲从猫身上得到了乐趣和安慰，可我们因为养猫却受到了极大的烦扰，养猫使我们大家吃了不少苦头。养猫在父亲和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的笔下，成了富有诗意和颇具浪漫色彩的趣事，我们家人看了那些文章、照片，无论如何也觉不出有什么浪漫和有趣，倒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感觉。于是，父亲对猫越喜爱，我们对猫就越反感。对猫的态度，成了我们家划分“阶级战线”的标准。
父亲也觉察出我们对养猫态度冷淡甚至反感，曾诙谐地对我说，咱们家里人在对猫的态度上可以分成左中右三派。叔祖母、母亲、姐姐和何巍是左派，我是中间派，他则是特别爱猫的右派。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了猫，父亲在感情上找到了慰藉，使他的工作和生活添加了情趣，虽然我们家人有所付出，也都容忍了下来。
日月推移，年岁不饶人。20世纪80年代末，两位老太太的年纪都很高了。她们除了维持一天三餐，已经没有力气再干别的活了。我母亲的腿有病，这时已经不能出门了。外出买菜、买猫食等事只能由叔祖母来做。朗润园的居民总能看到，每天都有一位老态龙钟的老太太推着一个小车，上面放着许多蔬菜之类的东西。慢慢地从通往小合作社的幽静的小路上走来，在文人的笔下这的确又是一景。岂不知年近九十的叔祖母是在多么大的责任感的支持下强撑着这么做的。
关于“老祖”、姐姐、母亲的散文
叔祖母，我们都称她为“老祖”，是我们家最可敬的人。她的的确确是一位女强人。是她支撑着季家度过了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是她同母亲一起伴随着父亲度过了十几年暴风骤雨的“文革”时期，伺候父亲享受了“文革”后十几年的平静生活。她没有自己的亲生儿女，可她把季家的所有成员都当成亲人，把全身心都献给了季家。
老祖每年一定要为家人做这么几件事：春季挖荠菜，包荠菜馄饨；端午节包粽子；秋冬季腌制各种咸菜；春节的时候做酥菜，或者叫做打酥锅。
她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端午节，也就是她九十高龄的那个端午节，她照常准备包粽子。我见她十分吃力，就劝她不要包了。她用她那一贯坚毅又和蔼的神情，冲我笑了笑，继续艰难地包下去。我在吃粽子的时候，心里感到非常压抑和悲伤。这是我最后一次品尝老祖包的粽子。一年两鲜，春天荠菜，秋天雪里蕻，父亲快活似神仙。可是又有谁知道其中的辛苦和温情呢?设身处地地想想，我们对老祖有过这样的关爱吗？
老祖在医院期间，父亲一次也没有去看过。父亲肯定知道大事不妙，他心情沉重，寡言少语，一个劲儿地往图书馆跑。老祖去世后他也没有任何表示，没送鲜花，没有挽联，当然也没有去参加告别仪式，后来倒是有了一篇散文。
父亲对老祖的态度，应该说是尊敬的，可是并没有达到他自己说的“非常尊敬”的地步。父亲脑子里不自觉地存在一种封建观念——他认为老祖是婶母，并且还是续弦。父亲之所以如此，可能不是冲着老祖去的，而是冲着叔祖父去的。因为父亲对叔祖父续弦有意见，认为婶母去世不久，而要续的叔祖母又过于年轻。
父亲从没给老祖过过生日(九十岁时是因为春节聚会)，也从没有给她过零用钱，更没有给她买过什么衣物……总之，父亲并没有真正把老祖看成自己的长辈。老祖的称呼至少有一部分是空有其名。设想一下，如果父亲的母亲在世，他会怎样对待她呢？更令我不满的是，他在散文里竟没有一点自愧之意。
老祖去世后，季家没有了顶梁柱。父亲显得十分消沉，却更加努力地跑图书馆。老祖实际上是我母亲的终身伴侣，失去了她，母亲就像掉了魂，真可谓失魂落魄。我和姐姐非常担心。当我们告诉她老祖去世的消息后，她猛地大哭，几乎要背过气去。我们担心她心脏病发作，急忙劝解。在后来的日子里，家里就剩下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母亲由于腿关节的毛病不能很好走动，只能坐在自己的床头，孤独地打发时间。我和姐姐虽然更多地回家看望，干活，但是却不能解除母亲内心的苦闷。
1991年，接近年底的一个星期日，姐姐正在北大家中劳作，突然便血，当时以为是痔疮发作，便急忙回自己家去了。经医生检查，断定是直肠癌，而且已经是晚期，癌已经转移到全身许多部位。对于我们，这简直是晴天霹雳，对于姐姐则是最后的判决。随后，她以坚强的毅力，经受了手术和第一次化疗。但她没想到化疗会给她带来那么大的痛苦。一夜之间，她的头发几乎掉光。她对我说，她实在不能忍受化疗带来的痛苦，从而拒绝了第二次化疗。
我没法安慰她，因为她是有知识的人，怎能相信我的假话呢。她对我说：“我攒了几万块钱，是给何巍用的。我有一个通情达理的弟弟，我就放心了。只是咱那个妈……”她没有说完，可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在担心母亲今后的日子，担心母亲能不能和父亲和睦终生。
姐姐生病期间，父亲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他是和李铮一块去的。父亲问姐姐：“你用钱吗?”姐姐回答说：“我们有钱!”父亲就不再吱声，和李铮一起走了。姐姐生气地摔上门，李铮感到姐姐生父亲的气了，也觉得父亲似乎太吝啬了。第二次，是我陪父亲去的。他拿了一桶茶叶，让我买了几个广柑。姐姐已经病得十分严重了。见到茶叶，忿忿地说：“你还是自己收着吧!”就不再理他。
姐姐最后住院的日子里，父亲再也没有去看过她。住院期间，姐姐什么话都没有说，此时，她已经参透了人生和死亡的真谛，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末日。
6月23日，姐姐终于走完了一生辛勤的道路，去世了。
父亲在经受了婶母去世的痛苦之后，又意外地失去了爱女，这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他没有询问姐姐的情况，他从我的忙碌中已经判断出发生了什么事。当然，他没有为姐姐送行，没有送花圈，只在我面前低声嘟囔了一句：“我知道了。”实际上是猜到了。
在我和姐姐之间，父亲是比较喜欢姐姐的，因为她比我聪明，也比我会关心他。虽然，姐姐对父亲的吝啬、自私以及在家里的许多不近人情的地方很有意见，但保持了表面上的和气。姐姐去世后，父亲写了一篇散文《哭婉如》，知道姐姐对他有意见后，就没有发表。有人曾经问过父亲：“你对这些事(指家里发生的事)怎么没有什么反应?”他回答说：“去看我的散文。”可见，父亲表达感情的方式只有散文。
姐姐不喜欢父亲写的关于我们家庭的散文，因为她觉得与实际情形相去甚远，又于事无补，看了只会让人不愉快。
母亲去世，父亲也没有送鲜花，没有去吊唁，没有去告别。那时，家里只有我一个人在操持一切，我怕父亲经受不住，就没有去打扰他。后来父亲倒也写了一篇散文。
关于爱情的散文
父亲对于爱情问题一向谈得很少，在他写《人生漫谈》系列杂文的时候，一直写到三十几篇，才写了几段有关爱情的文字。
父亲把人们对爱情的态度分为两大流派：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而他把自己归到现实主义一派。从他写的仅有的三篇论爱情的文章可以看出，他不仅是现实主义派，还是超级现实主义派，或者说是极端现实主义派。那么，父亲所谓的现实主义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白了，或者说得极端一些，就是，世上本无爱情，若说有，那爱情也只不过就是性爱。性爱是本能的，是易变的，是随机的。不用对它过于重视，花太多时间。
对于婚姻，父亲没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婚姻只不过是缘分而已，和爱情并没有多大干系。既没有爱情，那婚姻也就谈不上是爱情的结束或开始。 可是，他真的像文章所写的那样是爱情的冷血动物吗？也不尽然。他说他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也没有实行“婚后恋”，以便去建立真正具有感情的家庭。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从来没有交代过。他拒绝了他可能得到的初恋，拒绝进一步培植感情，从而使婚姻和家庭失去了幸福的基础。
可是，在他的生活经历里，却也曾有许多位女性使他产生过爱的冲动，显示出他也有对异性的爱的渴望，可是都像天空中的流星一划而过。譬如，大家已经知晓的他与德国姑娘伊姆加德的恋情，就属于这一类。而与其他几个女人的瓜葛，似乎并没有达到所谓恋爱的程度，又似乎只是一相情愿，但无论如何，他对她们的倾心，好像也是有回应的。在爱情的问题上，父亲就像一只鸟，让人塞进了笼子，想出来但又没有勇气；在里面但又不甘心。结果，他的婚姻由于没有爱情和友谊做基础，徒具形式，酿成了他的生活和家庭的悲剧。
伊姆加德爱上了父亲，父亲何尝没有爱上伊姆加德。大战结束，回国回家日程在即，如何抉择?大家知道，他选择的是了断。结果大家也是知道的。他牺牲了自己的感情，向传统投降，维护了原来的婚姻并且回到了祖国。这样，原来就有一个悲剧了，现在又增加了一个悲剧。所以就如同一位人士所说，在父亲的婚恋生活里，三位主角各自受到惩罚，母亲彭德华为他终生守望，伊姆加德为他终生等待，父亲为自己和她们终生无奈。而他们三人的表现竟然是：彭德华无怨，伊姆加德无悔，父亲无奈，当然也是无悔的(如何悔?悔什么)。三位高尚的人共同演出的却是同一出悲剧，这样的人生婚恋，是值得歌颂还是批判，有什么理论可以解释，又有什么人可以拿出万全之策?
（摘自《我和父亲季羡林》，新星出版社2010年5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