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
全文复制
父亲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七)“关于寅恪之婚姻(补文)”写道：“寅恪少时，自揣能力薄弱，复体孱多病，深恐累及他人，故游学东西，年至壮岁，尚未婚娶。”所以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是大龄单身男教师，近四十岁仍然未婚。当时许多同事朋友为了父亲的婚姻大事，都主动关心，也介绍过女青年，然而父亲对婚姻一直抱有神圣的看法，尤为注重修养高洁、气质优雅，认为婚姻是一辈子的幸福，不可轻率而为。本着极其慎重的态度，他始终都没有满意的人选。
父亲住清华工字厅时，与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体育教师郝更生相识。郝更生当时的亲密女友高梓(字仰乔)，是母亲在上海学习时同学，又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一同教授体育的同事，也是最好的朋友，情同姐妹，所以日后母亲叫我们称呼高梓为高舅、郝更生为郝舅。
1928年初春的一天，郝更生与父亲聊天时，说到他看见高梓的朋友，一位女教师家里墙上悬挂一横幅，署名为“南注生”，感到好奇，便请教父亲“南注生”为何许人，并简略介绍了横幅主人的情况。父亲惊讶道：“此人必灌阳唐景崧(字维卿)，之孙女也。”因父亲曾读过唐景崧（自号南注生。广西灌阳人。进士。清廷最后一任台湾巡抚。《马关条约》后，台民拒日军入台，被推为台湾民主共和国总统，战败，归桂林，致力桂剧改革。）的《请缨日记》，并对《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予日本时的晚清政局甚多感慨，且嫡亲舅父俞明震曾在台辅佐唐景崧独立，据守台湾。故对唐景崧的著作、事迹都有较多的了解。父亲便为郝更生讲解：“南注生”是清朝台湾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崧的别号。既而表示对这横幅的原件非常感兴趣，想亲自去看一看，顺便拜访一下横幅的主人。
这位女教师果然是广西灌阳唐景崧嫡亲孙女，是唐公第四子运泽与沈氏夫人所出，按家中排行取名“家琇”。工作后多使用单名“[員]”或号“稚[員]”，婚后也常用字“晓莹”。她多年来专注从事女子体育教育，尚未遇到愿意托付终身的知音。
春日的一个周末，郝更生陪同父亲到西城涭水河胡同母亲的住所，见到了母亲，并仔细观看了挂在墙上的横幅。这幅诗作为南注公在光绪戊戌春间，即母亲家琇出生前不久所书：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
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任手涂鸦负麝煤。
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南注生
这幅南注公的遗墨，是父母喜结连理最重要的纪念物，他们非常珍惜重视。父亲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请胡适伯父为此横幅题诗，胡伯父在九一八事变次日作《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先生嘱题)》，诗末云“毕竟天难补，滔滔四十春”，父亲收到后给胡伯父复信：“……以四十春悠久之岁月，至今日仅赢得一‘不抵抗’主义。诵尊作既竟，不知涕泗之何从也。……”胡伯父的父亲曾为唐景崧属下，共同抗拒日本占领台湾。接近四十年后，东北三省又被日本侵占，由于国力薄弱，导致大片国土沦丧。从胡伯父的题诗与父亲的复信足见当时父辈感伤时事，忧国忧民的愤慨。几年后，抗战逃难到香港，约在1938年春，父亲又请许地山伯父为该字幅题诗，因为许伯父的父亲，也曾在台湾与唐景崧一同抗击日本，并坚持到最后。南注公手书的诗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全家逃离香港时略有毁损，至1953年，父母晚年在广州将其重新装裱后，父亲再敬题四绝。
南注公这帧遗墨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历经战乱逃难，能劫后尚存，却不幸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我们深切祈盼它能重见天日。
涭水河住所的初见，就像是冥冥中命运注定一般，父亲初见母亲时深有“惊见神仙写韵人”之感，而母亲通过郝更生的介绍，对父亲也颇景仰。当时谁人知道，父母这一见会注定两人日后相濡以沫，携手走过生命中不凡的岁月，拥有令人欣羡的幸福婚姻。父母从来对我们说，他们婚姻的大媒是母亲祖父维卿公书写的诗幅，实际上介绍人就是高梓女士和郝更生先生。
那日以后，父亲便约母亲一同出游，谈天说地。记得母亲曾告诉我们，最开始两人相约于北平中山公园，远远望见父亲走来心中甚为欢喜，可是发现父亲走路的姿势微跛，作为一名体育教员，出于职业敏感，让她心里产生了一个小疙瘩。在散步中跟父亲谈起，方才知道他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当时的交通极不方便，从西郊清华园到城内，很费时间。父亲即使有繁重的教学、研究任务，假日仍不辞辛劳，进城赴约。随着他们不断交往，互相了解加深之后，不久双方遂定秦晋之好。
父母婚后将近一年，便有了第一个女儿——流求，这个小生命的到来，给当时整个家庭带来了莫大的欢乐。
《马关条约》后台湾民众拥戴唐景崧为总统。我们的曾祖父陈宝箴、祖父陈三立和父亲祖孙三代人，对甲午战争我国战败，订立不平等条约，心中总是愤懑难耐、痛惜不已。虽然在流求出生的时候，台湾已被日本占领，但父亲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流求”是台湾的古称，于是把“流求”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
恰于第一个孩子流求出生前不久，父亲在故都北平古旧文物集散地的琉璃厂一古董店裹，“淘”得一枚旧官印，印文为“福建台湾巡抚关防”，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此印应为外曾祖父唐景崧任最后一位台湾巡抚时(1894年至1895年)使用过。据流求回忆：“在我约七岁多时，因病休学在家。一天，母亲带我坐火车往天津，去到一家银行地下室，打开保险柜的一个小抽屉，取出一枚暗灰色长方大印，母亲扶住印，让我放在手上掂量一下，感到分量挺重。母亲说：‘这印与你的名字有关系。’”此即“福建台湾巡抚关防”印。现在看来，父母对这方印的保护可谓煞费苦心。由于得到这方印章，父母便更要给第一个孩子起名作“流求”了。
我们家现在仅存有这颗印的印谱，而银印本身父母有无,于何时取回，我们姊妹都不清楚，其去向就更不得而知了。
过了不到两年，1931年母亲生下不足月的婴儿也是一个女孩，命名为“小彭”。显然，“小彭”隐喻澎湖列岛(古时“彭”、“澎”可以通用)，是台湾海峡中的岛屿，为台湾的屏障与门户，我们可将其视作台湾的姊妹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亲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
在儿时，父亲曾给我们取过乳名，流求叫“蒜子”，小彭叫“酪子”。流求因觉得这个名字与大蒜有关，听起来不雅，一直没有用过，而小彭在日后的岁月里曾用过这个乳名。
膝下有了两个女儿，家里充满欢声笑语。虽然父亲经常提到男女平等，男孩女孩都一样好，但母亲心里一直有个结，希望生一个男孩延续门第香火，也让祖父开心。
于是，六年后，母亲不顾医生的劝告，冒着自己有心脏疾患的危险，年近四十，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依然是个女儿，不料祖父仍很高兴，认为在自己八十五岁高龄的时候，家中又添了一个新生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还乐呵呵地亲自为这个小婴儿命名为“美延”。“美延”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能得到祖父亲自取的名字，在同辈中是一件难得亦骄傲的事情，也看出维新派的散原老人并无重男轻女的思想。后来，父亲也和祖父一样曾为流求、小彭的孩子起名字，可见双亲对男女孙辈同等关爱。
美延不理解自己名字的意思，好奇地问父亲，父亲说：“你在生活里要积极乐观，与人为善，便可幸福快乐，延年益寿了。”这个名字的含义日后一直鼓舞着她，即使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她也坚持用微笑面对，就像是祖父与父母一直在身边一样。美延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又体弱多病，父母总担心她的健康，一直将其留在身边。而她从小便知父亲自幼求学海外，两个姐姐中学时已远离父母在外地读书等事例，深受影响，投考大学没有填一个本省内的志愿。将要离家北上时，母亲不舍也放心不下，就送了美延一个号，是自己从前用过的“稚[員]”，父亲听了亦倍加赞许。母亲告诉美延说：“我把号给了你，就当我随时都与你在一起。”她带着母亲这份厚重的礼物，远离父母去求学。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从未用过“稚[員]”这个号，今后也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是父母的赏赐，永远珍藏，但母亲的爱却给了自己莫大的精神鼓励。直到现在，母亲的音容笑貌，依旧时常浮现眼前。
在我们家中，母亲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她所做的一切，看似平凡，却如涓涓细流一直滋养润泽着父亲和孩子们。她所发挥的作用，随着岁月的增长越来越重要，尤其到了父母暮年，可以说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尤其是精神上的全心支持，是他们得以共同生活下去的根本。
父亲因有慢性胃病，常年消化吸收功能欠佳，表现为胃口差、进食量少，对菜肴的要求独特，且有偏食的坏习惯。我们见到母亲总有一本自己手录的“食物成分表”，内中抄录动植物食品名称、各种营养成分含量、热量等，随时翻阅。父亲尤赞西餐，认为面包易于消化，甜点中喜欢苹果派。所以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母亲还改进或自制厨具，如自制烤面包夹，以煤火为热源的烤箱等，做各式面包、苹果派，在当年是非常不容易的。多年来母亲注意观察父亲每顿饭的进食量，如果这餐吃得稍多，我们看到母亲的脸色开朗——就像天气变化一样，阴转晴，心情好；如果父亲不太下箸，母亲的脸色即晴转阴，心情有些沮丧。孩子见到这种情况，对挑食偏食的现象产生反感，都没有养成这坏习惯。可是十年动乱时期，父母已到暮年，心情、经济、供应均差，全无胃口，消化功能锐减，每餐主食仅为稀薄的白粥，菜肴以水煮青菜为主，他们能消化的肉松已绝迹，市场无法得到，若买到块豆腐乳就很不错了，此情此景更令人心酸。
1951年在广州岭南大学时，父亲的助手，曾自述身体欠佳，父母亲劝他注意休息，去就医检查。一天，到了上课钟点，助手没有来到，先以为是他生病了，派人前去探视，发现“人去楼空”，难觅其踪，方知这位助教全家已于数日前不告而别，离去了。父亲一贯在排定了课程的时间后，从不轻易请假缺课。幸亏母亲原有一定的古文基础，父亲目盲后一直关注他的教学与著述，所以能很快顶上助手职务，协助父亲备课、查阅数据、编写讲义等，还帮助父亲撰写新篇。母亲在日间一如既往要照顾父亲的生活，还得抽出时间来进行业务活动，如查找文献、诵读材料，笔录父亲口述的文字(父亲一生都没有条件使用录音机)。如此繁重的任务，他们虽配合默契，仍需在晚间继续挑灯工作。虽然劳累，却乐在其中。1952年黄萱（1952-1966年为陈寅恪助手）先生到来，母亲才轻松许多。黄萱先生是帮助父亲工作最久的一位，以后成为父母亲的挚友。黄萱先生胜任工作后，母亲依然担任“书记”职责，代笔录写父亲许多重要的往来信件，除亲朋好友的书鸿外，事务业务联系交涉的信函也多由母亲代笔，尤其是父亲表露自己心迹的诗作，全由母亲一人手录。这些诗稿有用钢笔书写的草稿本，及毛笔抄写的誊正本。仅毛笔誊正本就不止五册，钢笔录下的草稿本就更多了。诗作均由父亲口述，母亲笔录，遇到难懂的词句，父亲恐写错，会利用家中课堂特备的黑板亲自写出。有时母亲实在太忙，偶尔会叫我们孩子录诗，由于我们的古文水准远远不如母亲，所以多半是父亲将全诗用大字写在教学用的黑板上，待我们抄写在草稿簿上后，立刻擦净黑板。解放后因为父亲诗作曾惹来不少麻烦，致有“晚岁为诗欠砍头”之叹。所以，除了父亲授意母亲写赠极少数几位老友如吴宓、朱师辙先生等外，她绝不将父亲诗作示人，更不会给年轻教师拿去抄录，因为她时时刻刻想到的就是，要保护父亲不受伤害。
父亲中年自日本侵华之后，就历经了丢失倾注大量心血批注的书籍、失明、晚年再加骨折卧床等多重打击，更不说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生活困苦等坎坷。每次遭受沉重打击后，常有一度情绪低落，但不久又会振作起来。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垂暮耄耋之年，以目盲骨折卧床之躯，写完八十多万字《柳如是别传》之后，仍不辍创作，直到红卫兵勒令助手离去，不准再制造“毒草”才被迫停止工作。此中自然是有赖于父亲的坚强和毅力，但与母亲对父亲精神上的鼓励、关怀分不开，父母在思想意识上的相知相契，使他们的灵魂融为一体。母亲曾对孩子说，“爹爹的学问造诣非比一般，应让他写出保存下来”。我们直至中年以后才逐渐理解，母亲晚岁忘我地为父亲付出一切，成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希望父亲有生之年，在传承中华文化上留下更多著作。
双亲生前的许多诗作，都体现出他们思想上的交流，以现在能找到者计，涉及感情互动的诗，二人共有四十余题。相互唱和的词语中，也能看到他们忆过去、瞻未来，彼此宽慰化解现实中的忧愁苦闷，盼望“欢乐余生共白头”。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生日，唱和或赠诗尤多。
父亲对母亲为他的付出、为家庭作出的贡献，深深感激，常教育我们：你们可以不尊重我，但必须尊重母亲。母亲是家中的主心骨，没有母亲就没有这个家，所以我们大家要保护好母亲。待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动乱来临，经过了抄家洗劫、批斗、逼迁、赶走女工和停发工资，只给几十元难以维持生活的“生活费”。父亲自知存日无几，也非常担心母亲将殁，1967年前后伤心地拟了一幅挽联《挽晓莹》，预挽我们的母亲。联文俱是一字一泪：
涕泣对牛衣，[一]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父亲去世后，母亲卧病不起，简要地交代了后事，自己感到一生的任务已经结束，在父亲逝世四十五天后，便追随生死与共的伴侣而去了。
（摘自《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定价：3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