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立法更加注重源头控制

    随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确立，生态环境法从以规范污染防治、资源开发利用和局部生态问题为主的法律功能，向维护国家生态、生物安全、资源安全、环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方向拓展，向适应国家生态、资源、能源、海洋发展战略方向拓展，使生态环境法的战略属性和自然属性得以充分显现。

    我国以往环境立法偏重于末端污染治理，有关资源效率和生态保护的源头控制法律相对缺失。党的十八大以来，这种局面得到重大改变：一方面，后端立法任务完成相对较好；另一方面，重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即资源利用不合理问题。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进一步明确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建立高效利用资源制度，为推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立法奠定了重要基础。此外，矿产资源法修改增加了有关矿产资源战略储备和恢复、修复矿山生态的内容；野生动物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修改过程中，大量增加有关生态系统保护的内容；新制定的长江保护法、生物安全法，更是把生态、生物安全问题作为立法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作者：翟勇，系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主任）

    （本报记者张蕾、冀文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