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方言特色

    戏剧这种文艺形式，带有一定的方言地域特色。元代的语言面貌与前代两宋、后代明朝判然有别。早期以朱德熙、吕叔湘先生为代表，近年以江蓝生、曹广顺、李崇兴、祖生利等先生为代表，证明某些语言现象受到蒙古语影响，元代汉语发生了特殊变异。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异以及是如何变异的，还需同时考察当时的蒙古语。

    元代保存下来的文献不多，大致可分为三类：直译体、“汉儿言语”、戏曲语言（余志鸿《元代汉语的后置词系统》）。“汉儿言语”是元代直译体公文以及戏曲语言的口语基础。直译体通行领域有限，仅限于官府公文。“汉儿言语”通行区域有限，仅限于北方边区，大致形成于辽契丹时期。这种语言是一种中介语，词汇上看都是汉语词（也有少量民族语言借词），但语法结构基本都依照少数民族语言。自宋金对峙以来，形成了南北两支官话。元曲在金人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周德清也将元代戏剧追溯至金，他说：“凡作乐府，切记有伤于音律。如女真‘风流体’等乐章，皆以女真人音声歌之。虽字有差讹，不伤音律，不为害也。”（《中原音韵·作词十法》）明人整理元代戏剧认为南北主要区别在语音上，“北曲有十七宫调，而南只九宫，已少其半……自非精审于字之阴阳，韵之平仄，鲜不劣调，而况吴侬强效伧父喉吻，焉得不至河汉。此则音律谐叶之难”（臧懋循《元曲选》序言二）。这一段话证明明代南北语音有比较明显的差异，用南方话唱杂剧很不和谐。

    《元刊杂剧三十种》（以下简称《杂剧》）是自金形成的北系官话代表，或者说是元代北京话的代表。可惜这部作品中的宾白很少，不能让我们一窥元代北京话全貌。尽管如此，仍可以看到当时汉语受蒙古语影响的痕迹。第一，这种语法现象不见于宋代作品，且很少见于明代戏剧体裁之外的作品（因为戏曲语言有非常强的继承性，个别词明代仍保留元代用法）。第二，这种语法现象从汉语自身的语义演变或者语法结构上不能得到解释，却可以用当时的蒙古语解释。

    证据一，《杂剧》语义多样的“行”。“行”来源于唐代方位词“上”，“用在名词后面，本来表示物体的表面或上方，后来它的意义虚化，泛指处所、范围或方面”（江蓝生《后置词“行”考辨》），也解释为“这里、那里”。但是以下《杂剧》中的例子，其意义都不可能由汉语“上”发展出来。

    向俺亲眷行买会服，您爷娘行使会钱。（《铁拐李》第二折）

    这一句当释为：给亲眷买见面穿的衣服，给爹娘见面的礼钱。“行”是引进给予对象义。蒙古语表示给予的对象也是以方向格引进。

    郎君每我行有十遍雨云期，除是害九伯风魔病。（《紫云亭》第一折）

    这一句当释为：郎君与我一起有约义。引进动作共同施事者，蒙古语以与位格承担。

    这消息莫交你爷知，子你娘行分付的明白。（《汗衫记》第三折）

    又道是丈夫行亲热，爷娘行特地心别。（《拜月亭》第三折）

    第一句解释为：对你娘分付清楚。第二句为：对丈夫亲热，对爷娘上心。表示动作涉及的对象，蒙古语有两类标记：一类离格，朝向对象背离的方向；一类与位格，朝向对象而来的方向。汉语里这些意义均是复制后一类格标记语法意义。

    总之，元代不能解释为“这里、那里”的“行”复制了蒙古语宾格、方向格、与位格的语法意义。

    证据二，《杂剧》居于句中的疑问语气词“那”。汉语的语气词多数都在句尾，在句中的只能是停顿语气词，如“小王呢，挺不错的”的“呢”。疑问语气只能在句尾，但是以下《杂剧》选择问句中的“那”都是疑问语气：

    你这老爷娘恨也那不恨？（《老生儿》第四折）

    人笑却是应也那不应？（《七里滩》第三折）

    这两句前项选言支以确定语气词“也”表深究意味，南宋作品常见。句中“也那”是元代南系官话与北系官话接触重新组合形成的选择问标记。当时的蒙古语选择问句的基本特征是：句子无论以动词终结还是以形动词终结，前后两个选言支上都有疑问语气、动词时态。

    证据三，《杂剧》特殊的“的便是”判断句。中国古典戏剧里有比较明显的人物身份自我介绍片段：“瓦舍勾栏里的戏曲观众，从整体上看，文化水平不高是普遍现象，如果戏曲不采取这种自报家门的开场形式，多数观众很可能会被舞台上频繁更换上下场的角色弄得稀里糊涂，从而对复杂变化的剧情摸不着头脑，影响他们进入戏曲观赏，引不起他们看戏的兴致，以致影响演出的生意。此外，还有照顾流动观众的需要。”（吴晟《瓦舍文化与宋元戏剧》）《杂剧》“的便是”判断句共八人使用。如《东窗事犯》秦桧手下差役何宗立、《追韩信》武将韩信、《替杀妻》张千、《小张屠》张屠等。这类句子的突出特点是，汉语结构助词“的”的功能是连接定中结构，表示所属，如“我的书包”，“的”后面是名词；而这类句子的“便是”却是动词核心。当时的蒙古语仆人向外人介绍自己的身份，语法结构恰恰是“主人名字+名词化属格标记+判断动词”，比如《蒙古秘史》铁木真的家奴介绍自己的话，直译为汉语即“我铁木真的是”。《东窗事犯》秦桧手下差役何宗立用这样的判断句介绍自己的身份，与蒙古语仆人介绍个人身份的判断句结构最相近。

    表面上看元代戏剧语言并没有借用蒙古语的语法形态，跟“汉儿言语”一样，句子使用的也是汉语词汇，但句子语法规则却带有很强的蒙古语影响痕迹，蒙古语的语法意义或者语法结构被复制到汉语中，这使得元代的蒙汉语言接触现象带有很强的隐蔽性。

    （作者：晁瑞，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